法律现代性中的规则审视——基于“文本——语境”的分析

审视法律的现代性,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业.从规则的意义的方向力图给出一个现代性的法律发展目标,是一种审慎的选择.它强调从具体规则的试错来改造现代性的不足,以一种语境化的方式来描绘现代性的规则系统.     

共识的构建：恐怖主义分析路径之选择

进行反恐怖主义研究必须弄清楚恐怖主义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包括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和概念界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问题丛生。恐怖主义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同的评价主体由于所处位置及论说语境不同，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而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差异则是由不同学科的定义重点不同所导致的，其定义的主要方法包括政治学、语义学和法律学三种方法。关于恐怖主义基本范畴的分析，最终目的还是要归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在具体分析恐怖主义时，人们一般习惯于套用“文明冲突论”或“现代性”的范式。这两种理论都有其依据，也有其缺陷，而沟通理性在此之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行政法语境下“相应责任”的适法研究

囿于行政法规范语境中"相应责任"概念使用的非规范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相应责任"适用的盖然性,分析"相应责任"这一概念在行政法领域适用中存在界定不明和标准不清等问题。从行政法规范语境本身出发,完善立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规范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以及建立多方责任评估的适用指南来探究"相应责任"适用的法律路径。     

性骚扰是个伪命题——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

在法律英语和法律汉语的不同语境制约下,利用历史解释、文献检索、文本分析以及博弈论等方法,对比研究国内外性骚扰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重点是我国性骚扰立法的必要性及其法律适用。主要结论是,汉语言媒体对女和性充满激情,《妇女权益保障法》亦在舆论压力下立法禁止性骚扰,但未界定其法律概念,未归纳其法律特征,且未在法律汉语语境中交叉注释以赋予其可诉性,以致于司法语言不得不远离性骚扰的骚扰,而仍依其固有法律思维与逻辑推理来定纷止争。既然不能解决法律问题,性骚扰立法就应修正,要么完善,要么废止,以维护法律汉语的纯洁性。     

大众文化:现代性的后果

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景观。在我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中,大众文化以形构时尚观念、敞开文化公共空间,深刻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格局和生存状态。在西方语境中,大众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语境中,大众文化是形构现代性的现代化力量。大众文化作为全球化现象及文化资本力量,在中国语境中乃是解构与建构并举,甚至是倾斜于建构,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并非趋向西方文化,而是在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大众文化贴近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诉求之路。     

司法能动主义概念之界定

司法能动主义本土化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从法律方法角度来界定司法能动主义。从方法、程序、功能多维视角界定司法能动主义，将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能动性加以区分，并剖析司法能动主义的内在特性，这对于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展开深入、系统研究应当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司法口语的语体特征

在司法语境中,话语的表达就不能象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那样自由、随意。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司法相对人的话语,都要受司法语境的制约。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话语称为司法口语。司法人员既是法律的表述者,也是法律实施的主导者,所以,司法口语应该有严格的限制。     

批判或重建——马克思视野下的现代性

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的价值观念诸方面的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在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是从＂反现代性＂的角度来思考和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和理论,甚至把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与一味的批判完全等同起来。如果深入仔细地剖析和研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基于重新建构一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现代性的目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指向未来社会的现代性建设的。     

现代性转型：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推力

中国目前处在转型关键期，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战略转向。旧式现代性的内在弊病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新型现代性的先进理念的落实则是根本的化解之策。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正是对这种现代性转型的敏锐洞察和及时呼应。因此现代性转型既是形势使然，也是破解中国社会转型困局的基本路径。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一种以19世纪末20世纪为时间段的考察

“富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社会议题，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都是在“富强”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语境中，“富强”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使得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融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现实因素，这突出地体现为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西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他者的经验应该学习，但不可无选择地一味模仿。只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明确树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寻求才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探求对于我们当今现实的直接或间接观照。     

论法律现代性危机的解决理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它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建构.面对法律现代性出现的危机,西方法律学者们从不同的关注点出发,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西方出现的法律现代性危机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避免法律的现代性危机,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的法制之路,是每个中国法律学者都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公共性问题与政治现代性

当前公共性话语的兴起已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公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公共伦理学、公共经济学,甚至城市建筑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对它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探讨。在不同学科的语境下,公共性概念有着不同层次和范围的界定。公共性概念多维度的阐释表明公共性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对它缺乏学科的规范的讨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公共性问题的兴起内含着政治现代性因素,对公共性的确切内涵应从政治学的规范视角来研究。     

"现代性"内涵的变迁

现代性尽管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观念,但其本身往往不能自明,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是一个变化着的文学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代性"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极左专制主义向往工业文明的代名词;八九十年代之交,被描述为具有"布尔乔亚"和"恶之花"的两面性;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意义混乱,"现代性"被认定为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社会状态.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过程反映了学界对"现代性"内涵理解的变迁.     

论青年的意义构成

青年群体的出现和青年概念的产生是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结果.随着现代性的展开,青年概念的意义被建构起来,并以各种关于青年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意识形态性的青年论述,是青年概念的社会意义的直接呈现;理论性的青年叙述,形成社会关于青年的科学知识.青年的界定,现今不能停留在符号化和刻板的理解上,而无视高度异质性的青年现实.     

试论国际裁军领域中的“微裁军”问题

“微裁军”这一概念，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１９９５年１月为联合国５０周年纪念大会所作的《和平纲领补编》中首次提出来的。加利在《补编》中说：“根据联合国组织最近处理具体冲突的经验，我要集中讨论或许可以称为‘微裁军’的工作。‘微裁军’指的是，联合国在处理...     

警察的现代性：双重面相的勾勒

警察的现代性是警察制度现代化、警务运行模式现代化过程的结果或属性。在警察的现代性不断展现的过程中,警察一直在为社会提供更多管理还是更多服务中摇摆、在对公众进行更多限制还是更多保护中游移。这使警察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展现“服务员”和“监视器”交叉重叠的双重面相。     

中国经济行政法的语境透视与变异解读

中国"经济行政法"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之前普遍存在、以国家全权干预和计划组织为基本理念与特征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语境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在本质上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法学理论的形成和演变。而从"发生与变异"的角度来看,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法学理论这三个要素日益向现代性的演化,构成了推动经济行政法向现代经济法"变异"的三个根本要件。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判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现代性进行了判断。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不能避免现代性的悖论性后果。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判断现代性的问题，因此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命题，它们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判断是紧密相连的，表达了“去资本主义性”的追求。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路探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考察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分析了现代性的价值,阐述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应然目标。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道德批判,而是利用科学发展的成就,客观分析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进步意义,提出人的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批判现代性,以历史原则使道德理想、人本关怀与科学理性价值获得统一,确立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历史立场,探寻认识现代性及其人的发展问题的正确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