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导向警务刍议

民意导向警务是公安部门通过特定手段收集和选择社会大众对治安秩序需求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争议性问题的共同意见,以此为根据作出警务决策、配置警务资源和运行警务机制的一种警务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特定渠道和方式广纳民意,把握公众的治安需求和关注领域;二是构建警务民主决策机制,根据民意决定警务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浅析民意主导警务理念

北京市公安局"百万群众大走访"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北京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群众最关注的治安问题。民意测验具有政策宣传、舆论导向、舆论监督作用,将民意测验结果作为社会治安工作依据,反映了民意主导警务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运用,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具体表现。     

萍乡市公安局：以“民意警务”为核心的公安工作新模式

公安部部署开展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民意调查，就是要把考核公安工作的权力交给群众，建立以“民意警务”为核心的公安工作新模式。萍乡市公安局在推行“民意警务”过程中．建立了与“民意警务”相适应的绩效考评模式，以“民调评警”为切入点．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开展警民恳谈、入户走访、全警上阵等工作。推行社区民警出门十件事，推行领导挂点、督导检查、入户走访、巡逻防控、民意调研响应、警种部门统筹联动和警务保障运行机制．使公安工作的作风大有转变。在今后的公安工作过程中，还要着力推动社区民警专职化进程，理顺派出所与各部门、各警种的关系，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完善群众意见快速沟通、响应、反馈机制，发挥群众评议“杠杆”作用，不断完善以“民意警务”为核心的公安工作模式．     

以民意为导向 深化社区警务建设

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一项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工作,是公安派出所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公安机关推动和深化社区警务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公安工作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坚持社区警务活动与民生、民意紧密结合,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社区警务工作的重要标准。     

议程设置视角下的民意引导警务模式:概念与现实

民意引导警务模式是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公安主导、民众参与的协商民主模式,是公安机关主动回应民众期待、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要求的警务决策模式创新,对于实现公安政策与民众期待有效对接具有重要意义。议程设置理论是民意引导警务模式实践的重要方法理论支撑,为分析民意引导警务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寻求问题对策提供良好的视角。在议程设置理论视域中探讨民意引导警务模式对于提升民意引导警务模式建设品质,增加公安决策理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民主警务与治安治理新模式：湖州“警务广场”的理论透视

警察服务的业务指标绩效高,而公众满意度不能实现同步提升是湖州市公安机关面临的一大困惑。为此,湖州市公安局搭建＂警务广场＂平台,开创民意导向的警务运行机制,超越单中心警务模式,营造多中心警务共同体。这种民主警务模式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以警务广场日搭建制度化的民意表达平台,以警务信息网构建便捷化的民意表达途径,以警民共同体推进民主化的警务运行机制,实现警察服务业务绩效和满意度的全面提升。＂警务广场＂作为一种复杂性创新,内蕴的丰富的警务理念创新、警务技术创新、警务治理方式创新和警务制度创新,不仅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公安部门,而且对整个政府改革都具有深刻的启示。     

城镇化发展视野中的警务战略

自19世纪初期现代警察制度诞生以来。都市警察与都市警务一直是世界各国警察建设和警务工作的重心。十八大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四化”发展思路。在有序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公安机关应当选择实施社区化、信息化和合作化的警务战略。社区化警务应包括强调依靠民众预防犯罪的传统警务原则的恢复与发展、以地区自治为主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和操作平台、要以社区为单位设立社区警务室，派驻社区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等方面内容。在信息化警务方面。需要整合信息资源，实现全警共享、强化实战应用，提高打防能力、推进警务创新，提升警务效能。在合作化警务方面，公安机关坚持创新部门警种合作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和国际警务合作机制，探索集群战役等新型战法。     

警务信息化条件下的警务规范化——以永城市公安工作为样本的探讨

警务规范化是依法行政的组成部分,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依法治国方针在警务方面的具体落实。公安部门围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民众工作生活安全而创新警务工作的方式、手段和机制,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警务信息化促进了警务工作全方位的创新,许多方面促进了传统公安行政工作的规范化,从执法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组织规范到技术规范、程序规范、操作规范,对警务规范化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内容。信息化警务需要民警素质的提高和警方组织系统的优化,需要政府的有效保障机制,需要政府及其部门防止因信息分化造成的社会阶层新的分化。警务信息化不是传统警务方针、手段或技术的终结,应该是信息化与传统的警务方针、手段和技术的相互补充、配合和强化。     

构建以公众安全与满意为导向的警务模式——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以公众的安全与满意来决定警务改革的方向,是中国警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近年来广西钦州市公众安全感偏低是客观事实,主要是刑事案件多发而破案率不高、治安案件频发和矛盾纠纷增多而解决难度加大、基层警力不足和涉黄赌毒问题比较突出等导致。因此,构建以民意为导向的新型警务模式,必须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和法律法规、创新有效的预防机制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营造和谐的警民文化氛围等。     

民意主导警务下的小额多发侵财案件侦查工作

当前在警务发展趋势下,民意已成为公安机关工作的考量因素。由于小额多发侵财案件数额低、发案多的特点,目前在小额多发侵财案件办理过程中,基层公安机关往往存在不立案、不侦办的情况,对此类案件的侦破缺乏主动性。探讨一种以民意导向为思路,从民意采集的方式、行动的反应、效果的反馈、工作的监督等方面提出一种新的侦查工作模式,以期对基层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有所启示。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