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措施的冲突、执行者应有信念与实际利益的冲突、执行中主观伦理责任与客观制度性责任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关键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在重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归位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化,实行以德行政从而达到二者的有效调适与整合。     

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公共政策评价应该重技术分析还是价值判断？ 政策制定过程要民主还是要效率？ 政策执行中该拘束还是应变？ 政策效果能够量化还是不能？ 政策评价结论可信还是可疑？ 对于上述问题的艰难回答凸显了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困境，而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流变与对策选择

公共政策执行是整个政策过程中的关键，它不仅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效果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协调、综合和落实各方面利益，实现政策公正性和价值性的重要环节。但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常常会流变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缺失，使公共政策的价值性遭遇流失性风险。为了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流变，要加强协调、综合各个方面的利益，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同时优化政策执行流程和建立健全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从而保障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和价值理性。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本文探讨了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的几种表现 :政策理想与具体步骤间的冲突 ,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 ,“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尝试性地寻找解决途径。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以公民社会为视角

执行是公共政策的关键性环节,公民社会的参与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当前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没有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执行主体狭窄和单一化、没有受到人民群众及社会团体的有效监督、信息收集不全面和不准确以及执行过程中公民社会参与缺乏组织性和制度性等问题。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转变政府观念,由"官本位"转向"人本位"、强化人民群众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主人翁地位、拓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使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多元化、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内外监督机制、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公共政策执行的信息收集工作中的积极性以及加强公共政策执行中社会参与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     

贵州农村问题构建与农村发展——基于社会公平价值理性视角的研究

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理性决定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使贵州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众多问题。现阶段应该呼吁价值理性的回归,尤其是社会公平价值理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价值理性为视角,以贵州农村问题为脚本,运用威廉·N·邓恩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型,通过实地调研,阐述贵州农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资源不公平的配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公共利益的偏离

政策执行是达到政策目的关键步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与政策有关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进行的利益博弈往往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本文从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困境的现象透视，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等多个角度分析导致公共政策执行陷入困境的原因。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解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无论人们如何理解理性 ,理性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状态首先是需要的状态 ,对需要的正确认识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本诉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和矛盾首先就体现在这两种基本诉求的差异与矛盾之中。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现实解答是一种广义的制度。     

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探析

公共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愈来愈密切地与政策执行相关。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一项政策出台后,只有通过正确的执行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能否正确执行并规避偏差,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存在价值和价值的实现。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 ,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 ,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 ,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 ,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的存在 ,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 ,为人们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 ,由此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走出公民参与对政策制定的悖论危机——基于集体困境理论的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对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核心价值诉求的有效回应,是对公民民主权利的有效契合。但在实然中,公民参与自然带有"集体行动"的弊端,即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带来的集体困境导致的政策悖论。通过确定公民参与的适用度,对公民多元利益的承认与协调,培育公民精神,提高参与意识等来寻找从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的路径选择。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试析公共政策执行的风险因素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执行使政策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政策执行的结果既是检验政策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又是后续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可见政策执行过程对于政策过程的重大作用.但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因素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甚至使公共政策执行偏向或失败.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