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应对方略探讨——吴江市“平望垃圾焚烧厂”事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频发主要有社会机制原因,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从众心理引发危机事件等原因。我国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规定都不完备,立法现状亟待改革。宪法层面应进行许可制的改革和请愿权的入宪;刑法层面应明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的范围,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政法层面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同时,健全预警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信访向诉讼转变。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存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不当两大问题。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半官半民"的性质、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多种协商方式等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拓宽人民政协社会协商职能,构建人民政协社会协商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和平台作用,助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科学化。     

注意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

近年来,国内的群体性事件开始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与普通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在参与主体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普通群体性事件有较大差异。防范和化解行业维权性群体事件必须扩大公民参与、改革行业治理结构、建设利益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并成为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群之间的关系,又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为此,结合当前行政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实际,积极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相互联动的预防预警机制、调解机制、司法保障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论刑事司法三大模式的结构

目前各国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模式主要有三种：国家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三者相互并存,互相补充。当今,解决犯罪问题的程序是以国家司法模式为主、以协商性司法模式和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补充;而今后将形成以恢复性司法为＂主导型模式＂,协商性司法为＂辅助型模式＂,传统国家司法为＂兜底型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构。它们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期达到犯罪行为发生后定纷止争、预防再犯的社会效果。     

浅析我国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政策范式转换

本文在分析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旧政策范式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当前我国治理群体性事件政策范式转换的现状,提出决策者所拥有的"权力中心主义"理念是制约以打压为主的旧政策范式向协商民主新政策范式转换的主要因素.要使协商民主新政策范式取得主导地位,官僚系统的决策者必须加强社会学习,对协商民主政策范式进行制度化设计,进一步加强群体性事件问责制,培养公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理性的协商意识,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充分发挥媒体和信息网络平台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推动官僚系统决策者政策理念的转变,从而推动政策范式转换.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及其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违法或犯罪行为划等号,其产生有理论与现实的原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在形式上以高压手段完全消除群体性事件,而是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合理设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在机制设置上完善民主公开制度和诉求表达渠道,依赖民主选举监督制度规范公权力,改进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才能最终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长远上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群体性事件之法律文化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为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其通过具有轻微违法性的群体性聚集方式寻求对其权利的救济.产生该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为我国传统的人治的法律文化影响.解决该问题,树立现代的法律文化观念必不可少,具体到实践中即是普及贯彻法治理念.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理念；司法系统实现司法审判的独立,加强法官内心正义的确信,进一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群众的法律思维观念由传统的“向官老爷讨说法”转变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定程序寻求救济.     

试论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文章根据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借鉴民事诉讼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型,比较分析了各种解决机制的特点和对应的纠纷类型．提出了建立以政府应急机制下的行政处置、协商谈判、居间调解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共同组成的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网络。     

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图景

把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理性交往为核心的行政协商规则融入我国行政赔偿程序中,将有利于促进其价值的彰显与功能的发挥.我国2010年《国家赔偿法》反映了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走向,但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与行政赔偿诉讼程序中的行政协商程序机制,以凸显行政赔偿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弘扬纠纷双方的主体间性,从而强化公民权利之救济,获取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制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发展图景.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贵州瓮安6·28事件"暴露了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不完善、行政紧急权力边界模糊不清、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不准、应急终结难以适时等问题。为此,应从社会动员制度、行政紧急权力的配置与运行、行政紧急措施的适用规则,以及公民与法人合法利益受损的诉求制度等基本问题入手,构建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实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的法治化、经常化。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执法难点和对策

当前,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面临诸多执法难点。因此,有必要制定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把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尤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是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简称,公安部为此专门制定了处置此类事件的相关规定。宏观上研究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微观上分析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类型,有助于公安机关有效处置此类事件,避免事件的恶化,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尤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是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简称,公安部为此专门制定了处置此类事件的相关规定。宏观上研究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微观上分析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类型,有助于公安机关有效处置此类事件,避免事件的恶化,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两岸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评析与展望

两岸知识产权争端包括两岸政府间因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或者法律差异所发生的公法意义上的争端以及两岸私人之间就知识产权权益发生的私法意义上的争端。就公法性争端而言,《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约定以协商方式解决,但未来ECFA项下争端解决协议亦可通过"自适用范围"条款将两岸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应用于知识产权合作保护协议中,通过递进或综合采用协商、调解、仲裁方式,运用政治及法律方法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亦适用于两岸之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产生的公法性争端。就私法性争端而言,两岸于协议中建立的执法协处机制与两岸现有的司法及仲裁方式共同构成两岸知识产权人权利之行政和司法保护方法。两岸间应进一步就两岸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式进行管辖权、法律适用等问题的协调,同时重视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私法性争端。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为主要矛盾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987年至今,国内的群体性事件研究,既有各类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成果,又有已出版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百篇论文,还有大量的内部调查报告和部分政策法规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成因和化解对策,但也存在不少缺憾.今后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尚需进一步准确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内涵与外延,客观全面地描述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规模、结构、演变过程和规律,深入探讨社会转型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探讨化解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内在规律、工作原则和长效工作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途径研究

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从其成因分析,利益受损、协商机制欠缺是重要诱因。社会组织在缓和社会矛盾、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足,应有重点、有意识的进行培育,使其在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作用。     

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的行政协商——一种诠释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之行政方式

中国的社会转型促进了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也随之引发了行政方式的转变。其中,行政协商作为一种注重公民主体意志与权利的表达,强调行政治理活动中主体间性的彰显,追求公民权利和现代法治秩序在公私合作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行政方式,集中诠释了民主行政、服务行政、平衡行政及程序行政等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行政协商是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催生的典型行政方式,推进行政协商的广泛应用乃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行政协商的推行尚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立基于理论挖掘,注重于主体协商意识与能力的培育,着力于相应制度机制之建构与强化,将成为推进行政协商融入行政实践,进而促进我国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