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裁量不起诉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本文首先探讨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运作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制度

撤回公诉是公诉权的一项具体权能，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公诉权特性、控审分离理论和起诉便宜主义为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基于检察机关享有的裁量权范围不同，可以分为禁止或限制撤回公诉、检察机关裁量撤回公诉和法院审查撤回公诉等三种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撤回公诉制度，而是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法律依据的疲软，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撤回公诉适用不当的问题突出。完善我国的撤回公诉制度，应当确立法院进行形式审查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酌定不起诉制度集中体现了公诉裁量权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与此同时,该制度还与我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然而,由于酌定不起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受传统起诉法定主义思想的影响,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一直偏低。因此,本文通过对酌定不起诉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探析,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完善措施,希冀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维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裁量权时必须遵循公共利益标准。我国有必要在参考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公诉裁量的公共利益标准。     

论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起诉裁量的空间极为狭小,不起诉的诉讼分流功能较弱,不起诉制度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因而,必须改革完善不起诉制度,使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完善法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规定基于国家政治利益或对执行刑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案件可以酌定不起诉,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改革不起诉的制约救济机制。     

论不起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不断激增,手段“日新月异”,司法审判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作为审前程序的公诉制度承担起更多缓解审判压力,实现刑事案件审前分流的重任,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与之相应,如何指导和规制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成为重中之重。确立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的公共利益原则。既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决定的,又是规制不起诉裁量权的重要原则。     

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兼论对我国不起诉制度制约机制的补充与完善

根据检察官在起诉活动中是否享有裁量权,刑事起诉原则可分为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本文在考察刑事起诉原则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对两大原则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及平衡方法进行浅析,并针对我国不起诉制度制约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提出司法建议.     

美国警察刑事自由裁量权考察

美国警察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因其独特的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其自由裁量的范围体现在案件受理、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案件处理方面。美国警察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法律、外部环境、警察组织和执法场景等。对警察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主要有法官、检察官以及警察组织内部规则的控制,此外也包括律师、媒体以及立法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借鉴美国警察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我国应当完善警察执法规范、保障执法的公开、建立令状制度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标准还要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进行权衡。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种种属关系;很多国家都对公诉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大都赋予了检察官自由判断公诉标准的裁量权;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对公共利益及刑事政策的权衡也同样重要,应当赋予检察官权衡公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要有所制约。立法中应当明确列明公诉标准的范围,以使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起公诉时有所参照。     

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完善

司法实践中搜查权的滥用表明,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很有必要。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应确立令状原则、特定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人权原则与比例原则等五项原则;应完善无证搜查的规定;对搜查的时间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还应完善刑事搜查的救济程序,以立法形式赋予被搜查人请求法院对搜查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     

公诉权的法理分析

根据公诉权产生和发展的法理根据——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制衡、实现正义,我国应从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三个方面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     

台湾刑事搜索制度考析——兼谈对大陆之借鉴

台湾刑事搜索制度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和程序保障,即：有证搜索与无证搜索;同意搜索;拒绝搜索;对处所的搜索和对第三人的搜索;对人格权的保护、规范搜索强度、规定搜索中在场权、搜索特定性原则,事后审查机制。这对于我国大陆刑事搜查确立司法令状主义,建立健全刑事搜查体系,严格刑事搜查启动的实质条件,完善刑事搜查的程序性限制措施和建立防范非法搜查的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中刑事起诉原则比较

日中刑事起诉原则差异主要表现为 :日本没有自诉制度 ,我国有自诉制度 ;日本实行起诉裁量主义 ,我国起诉裁量权受到很大限制 ;日本被害人仅有“准起诉权”,我国赋予被害人直接起诉权。虽然日本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但不能忽视国情盲目移植。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完善路径探究

在“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取保候审制度大幅修改,特别是适用条件由过去的“可以”改为“应当”,体现国家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取保候审,更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与体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对于取保候审的性质定位、取保候审的程序及救济保障仍缺乏应有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取保申请缺乏程序保障,权利被侵害也得不到任何救济。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应当将取保候审确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确立令状中心主义,赋予取保候审救济保障。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机制探微——以日本起诉便宜主义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奉行起诉法定主义原则,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空间狭小,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功能较弱,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而日本刑事诉讼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基本原则,检察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程序分流的内在精神,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统一,对完善我国程序分流制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和谐社会视野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的建构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经过审查，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终止诉讼的活动。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是世界发展潮流，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应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存在着不起诉权不完整、适用范围小、不起诉适用比例低等现实缺陷，应当进一步扩大及规范不起诉裁量权制度，同时应完善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监督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