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与规则设计探讨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免除或是分配举证责任、破解证明困难而造成的诉讼僵局。刑事推定具有"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事实"的特定结构,其成立的条件是基础事实必须查证属实,法官所据以推定的常态联系必须可靠,推定结论不被推翻。刑事推定应在遵守基础事实与常态联系可靠性原则、谨慎适用原则、直接推定原则、允许反驳规则等推定一般原则外,还应体现有利被告人推定可普遍使用原则以及不利被告人的推定限制使用规则两个特有原则。刑事推定核心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不利被告人的推定的法律规制问题,主要是严格限制不利被告人推定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的确定应规范、合理。     

米兰达规则的德国法镜鉴

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及辩护权,德国法要求警察、检察官及审判法官均应在讯问被追诉人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这就是德国的"米兰达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规定违反"米兰达规则"是否会导致证据使用禁止的结果,德国司法实践也经历了从不承认、部分承认到全面承认证据使用禁止的发展历程。在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下,侦查机关强制取供现象大行其道,被追诉人的供述自愿性难以保障,冤错案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立足本国问题,我国可以汲取德国的成功经验,确立沉默权制度并引进包括"米兰达规则"在内的沉默权保障规则。     

论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

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是指存在于习惯法规则当中的权力、责任要素。从功能上看,习惯权力之于习惯规则的生成、习惯制度的构造、社会纠纷调处以及秩序维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习惯责任即是习惯权力的必要代价规则,其设定在于保证习惯权力的有效、合理运行。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间的关系状态可以"一体两面"概括:一体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亲和程度,即二者在主体、规则、实践层面的同一;两面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功用不同,即二者在本质、功能以及作用对象上均存有较大差异。     

列宁晚年的发展代价观及其当代意义

列宁晚年在探索"三个规律"的实践中,确立起以必要代价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判断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标准;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为换取更大利益有意识做出的牺牲;凡是利大于弊、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发展利益的必要代价就具有合理性,就要毫不吝啬地付出;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守"双赢"底线,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本领,增强应对风险、减轻代价的能力,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趋利避害,善于应用国际规则谋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探究和借鉴列宁晚年的发展代价观,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社会发展代价视阈下“人的新农村”建设——以革命老区福彩村为典型案例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然在农村。从社会发展代价视阈下,以革命老区福彩村为典型案例分析"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步性,透视"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代价机理以及控制代价的原则,以此树立科学、合理、积极的代价意识与主体自觉,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构建信息化的"田园村庄",达成中国新农村最优化建设的可能性,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蓄力远航。     

我国法院排除非法供述的实践立场研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排除供述的理由有,不能排除存在取供手段非法的可能;取供手段非法;程序违法;未补正或合理说明的瑕疵证据;符合一定条件的重复供述。我国法院排除供述呈现的特点有,在以取供方法非法为由排除供述时,法律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而非第54条;排除供述的理由存在突破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违法既可以作为认定"不能排除存在刑讯等非法方法"的支撑性因素,也可以单独作为排除供述的理由;排除非法供述通常不影响有罪判决。法院排除供述的深层次原因有,法官对人权保障观念潜移默化的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趋于完善;供述的真实性无法保证;排除供述不影响定罪;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重复供述是否产生"实质的波及效力"。未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做到,进一步转变观念,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理解为人权保障规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内容;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防止冤假错案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辞证据采取较为严苛,而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较为宽松态度的现实基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非法实物证据,否定其证据效力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可以借鉴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实践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条款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公正,"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条款应区分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     

产品灭失、举证规则与事实自证——以一则司法判决为中心的分析

在"产品灭失"类案件中,直接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和《证据规定》关于"产品缺陷"的举证规则都不能完成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谁主张,谁举证"加大了原告的举证负担,而《证据规定》则忽视了对因果关系证明的分配,且导致被告基本上必将承担责任的不合理后果。通过"事实自证"规则的引入,以让事实说话为进路,架起"谁主张,谁举证"和"责任倒置"规则之间的桥梁,则能解决这一难题,合理分配"产品灭失"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论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种"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妥协规则,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性制裁,理论上讲是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即鉴定意见法庭调查方式如果违法,鉴定意见不得转化为定案根据。但是,法官可以自由决定鉴定人应当出庭的范围,这实质上是在启动该排除规则之前加入法官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判断,导致这项证据能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一种证明力规则。另外,即使在鉴定人不出庭情况下,对鉴定意见进行排除之后,法院又可以重新鉴定,出现了程序性制裁效果的"程序性回溯"。为降低不利影响,应当对这一排除规则进行限缩性解释。     

论诱供与作弊审查

诱供是缺乏验证性的讯问作弊,它通过欺骗行为诱导或误导被问人作出供述,具有侦查自欺、对象欺骗、司法欺骗的三欺特征。正是这种方法的普遍使用,形成了我国错案的主要致错模式:"刑讯逼供-诱供"。破除这种流行错误的方案是建立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司法需要确立这样的信条:供述的知密验证是证据可信的前提。知密度越高,供述越可靠。依据知密讯问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诱供本质上就是对知密讯问规则的破坏,因此知密讯问规则应当演化出作弊审查规则。这些基本规则理念可以帮助公安机关改善讯问程序、提高讯问质量,为遏制和消灭刑讯逼供创造合理的替代方法。     

政治现代化的代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代价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无法规避的问题 ,因此 ,既无庸讳言 ,也不必过分担心。而研究政治现代化代价的目的 ,正是为了直面它 ,区分开必然性代价和可能性代价 ,鉴别开合理的、必要的代价和非必要的、不合理的代价 ,进而构建出合理性代价标准 ,进行全面代价控制 ,以期减少和避免不必要代价的付出 ,尤其不能以削弱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为代价。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研究

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应主要包括自愿、合法原则,积极主动原则,保密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原则。作为底线规则,自愿、合法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纠纷解决意思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规制的有效均衡。作为能动规则,积极主动原则借助于行政权力的能动特质,体现了行政调解制度的服务特性。作为屏蔽规则,保密原则为当事人营造了自主交流空间与防干扰系统。作为退路规则,不利证据排除原则有利于消除当事人对因调解不成功所可能引发的证据不利地位影响的顾虑,有利于在程序之内构建安全交流空间。     

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虚置”的成因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之中,但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尴尬状态.在重新构建"中国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前,有必要对该规则被"虚置"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揭示.     

《10B-5规则》与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的重构

美国联邦法院常常对"州际商业"、"任何证券"、"买与卖"、"牵涉性"、"重大性"等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核心要素与要求予以宽泛、灵活解释,以救济封闭公司的侵害股东权益行为,为受侵害股东提供的保护大大超过了传统普通法,使《10B-5规则》成为一个普适性的欺诈戒除规则。与该规则相比,中国现行反证券欺诈制度存有严重缺陷,我们可以借鉴《10B-5规则》的合理内核,扩大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适用范围、增加证券交易欺诈诉讼主体类型、丰富证券交易欺诈救济请求权种类、强化动态信息披露责任与义务、明确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与标准、引入证券交易欺诈集团诉讼机制、完善退市证券交易欺诈责任制度。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检视与建构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具有形式上零散、内容上发展不平衡、演变滞后、规则内容和形式均相对封闭、演变方向明确的特征。产生前述状态的原因是看守所的地位不明确、基于犯罪是"邪恶的"的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被羁押人员是"邪恶的"的认识、看守所制度规则的零散化和相对秘密化。看守所制度规则系统应当附属于刑事诉讼法的母系统,包括调整看守所和被羁押人员的关系、看守所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看守所和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关系以及保障看守所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各种解释、看守所的内部管理规则和外部秩序保障规范的三级规范。     

重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设想

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 ,被中外诉讼理论认为是“民事诉讼的脊梁”。该规则是指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 ,它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 ,由何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于我国民诉法对此规定得过于简略 ,加之相关学说又混乱不清 ,导致审判实践中无所适从。为此 ,在剖析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存在的缺憾的基础上 ,提出重构该规则的新设想和运作该规则的基本思路则显得尤为必要。     

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初探

高职学生作为当代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特点和教育方式方法一直是高职院校学生工作者的研究对象,近年也涌现出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正是结合这些成果,进一步分析出"90"后高职学生规则意识欠缺的特点,并结合辽宁商贸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管理系统"的运行实践,总结了一写高职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经验,提出一些培养高职学生规则意识的建议,以供探讨。     

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粗略、概括、模糊的特点,引发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对于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讨论。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在于:在立法利益格局上,执法部门处于垄断地位且相互博弈,而公众缺乏参与机会;在现行制度和理论上,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两者均不妥适;在系统性法律架构中,缺乏有效的隐私权保护、国家赔偿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救济。这些瓶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制度支撑被强行"打破",而应当在"相对合理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技术侦查规则的细化来实现,最终达致整个技术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之我见

对沉默权必须进行冷静客观的利弊分析,以"零口供"推行沉默权的做法缺乏科学性.对沉默权应当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保护人权不能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不能因为保护人权而削弱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必须面对我国的国情,只能采取渐进、持久、相对合理的模式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