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饵侦查与警察圈套研究

鉴于诱饵侦查被广泛运用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侦察机关依据国家权力在侦察中诱使他人实施犯罪,是否属于违法侦查?审判实践中,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认定该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应如何用法律制度对诱饵侦查进行规制?……对此,我国立法及司法还缺乏具体规定,而从国外运用这种手段的利弊看,如果对诱惑侦察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察而侵犯公民人格权,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力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因此,在侦察机关普遍运用诱惑侦察手段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对运用这一手段进行规制,成为我国保障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诱惑侦查之权利保护探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 ,为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运用。然而 ,诱惑侦查具有双重性 ,在打击控制犯罪、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 ,也会侵犯公民权利。基于此 ,探析诱惑侦查中公民权利的保护 ,指出我国应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议程 ,同时也应对其运用进行法律规制 ,以保护更多人的权利。     

试论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我国,尽管现行法律尚未对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运用作出规定,但从缉毒实践来看,诱惑侦查的运用还是相当广泛的。有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情状态下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毒品犯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毒品犯罪的自身特点决定了诱惑侦查运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有限的缉毒资源与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诱惑侦查运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通例。     

对诱惑侦查法制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在追诉隐蔽性、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合法性为许多国家所认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自发运用诱惑侦查,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对于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和极易侵犯公民人权的诱惑侦查,不应让其继续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而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在追诉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合法性为许多国家听认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自发运用诱惑侦查，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对于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和极易侵犯公民人权的诱惑侦查，不应让其继续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而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诱惑侦查规则之构想

诱惑侦查在实践中是一种极有成效的犯罪侦查手段,我们应通过法律规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适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确定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的主体;建立诱惑侦查的审批程序;对诱惑侦查主体的行为予以法律限制;赋予被诱惑者“陷阱抗辨”权力;明确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也谈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 ,从合法性角度可将之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种类型 ,在实践中正确区分这二者 ,应遵循目标明确性原则、犯罪倾向性原则、行为适度性原则。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违法性 ,历来为各国司法实践所警惕。而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大多数国家均持肯定态度 ,随着各种新型犯罪尤其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 ,其使用愈加频繁。但必须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以保证其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在追诉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合法性为许多国家所认可。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自发应用诱惑侦查,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对于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和极易侵犯公民人权的诱惑侦查,不应让其继续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而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以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探析——以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为借鉴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如果适用得当,有利于对犯罪进行有效地打击,但是如果适用不当或者滥用,也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鉴于我国对诱惑侦查尚未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有必要在借鉴德国关于诱惑侦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进行法律规制,以实现刑事侦查法治化,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平衡。     

诱惑侦查若干问题探讨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     

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关于侦查法治几个问题的探讨

侦查法治是公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法治建设必须把侦查法治放在首位。要加强侦查法治,必须树立侦查主体法治理念,合理调整公安机关侦查体制,强化侦查措施法治建设,规范侦查管理方式。     

媒体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及其限度

侦查行为在保证国家刑事目的实现的同时,也容易使公民权利受到伤害。要兴利除弊,就必须实现刑事侦查法治化。媒体监督则是保证侦查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有效力量。然而,新闻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刑事侦查权的运作有着天然的涉足和"侵犯"。因此,要保障媒体对侦查活动的健康监督,还必须设置必要的限度,规范媒体监督,排除媒体对侦查独立的非法干扰,以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     

住宅搜查的程序正义：美国最高法院伦道夫案述评

以伦道夫案为契机,美国最高法院宣示了其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的最新立场,自由主义大法官完成了"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住宅"法律体系的建构,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当场拒绝警方进入其私人住宅,即使合法的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警方的侦查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仍然是无效的、不合理的。但保守主义大法官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与他人分享住宅的事实意味着该特定空间内的所有权益均可由任意一方处分,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有罪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其刑事诉讼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可兹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只要对住宅享有共同权利的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警方所获得的证据就能够对犯罪嫌疑人产生证据效力。     

论行政调查中相对人协助义务及其权利保护

行政调查程序中,相对人的协助会明显提高行政调查的效能,帮助行政机关查明真相,以促进其公共职能的实现。但协助本质上属于一种相对义务,有强制性协助和非强制性协助之分。因此,相对人在一定情况下享有拒绝协助的权利,而且拒绝协助的法律后果也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机制创新

目前我国有关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法律规定比较少,取证人员缺乏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知识,取证程序也亟需规范。因此,必须在确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取证机制,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专业取证队伍和特别取证程序,并适当运用一些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取证方法。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程序文化的意义

＂重实体,轻程序＂,这是我们对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概括。正义不仅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程序文化有利于扫除权利观念障碍,有利于法律信仰的养成,这是程序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它在潜移默化中伴随我们追求正义的脚步,逐步将我们带向法治之路。程序正义,就是一个过程的正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发现：程序必须被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公正必须被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