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犯罪分案起诉适用标准的几点探讨

近年来,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较多,由于两者审理方式不同,分案审理能够更好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确立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的主要诉讼模式。但司法实践证实,尝试分案审理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共同犯罪中的未成年人实行分案起诉制度。本文谨结合我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实践,谈一谈对共同犯罪未成年人实行分案起诉的具体适用标准。     

分案起诉制度的实体与程序规制——基于上海市b区基层检察院适用分案起诉的实践

司法机关适用分案起诉制度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司法解释没有对不当分案起诉的程序救济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有必要明确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可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直接作为并案起诉的理由。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当分案起诉具有审查和决定程序的权力;被告人在获得程序告知的基础上,对不当分案审理享有申请救济的权利。被告人在审前作出的程序选择具有一定的诉讼效力。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分案起诉制度的试行

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以独立案件提起讼诉,虽在我国法律中无明文规定,但已包括在分别审理的原则性规定中.分案起诉在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中十分必要,亦有特殊的作用.试行中的分案起诉,将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在发展中积极寻求对策.     

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以并案审理为原则,分案审理为例外.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缺乏关注,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规范供给不足.从实践看,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分案审理到主动分案审理的转变;从规范看,则经历了一个从特殊规范到一般规范的演变.《2021年刑诉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的一般规范,但仍存在规范目的不足、案件范围不明、具体程序欠缺等问题,无法解决实践中分案范围随意化、分案决定行政化、对质权保障不足、前案既判力扩张等问题.应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借鉴域外有益经验,从基本原则、案件范围、分案程序、审判组织、证据规则、裁判拘束力等方面完善分案审理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实证研究报告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专章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附条件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其法律规定、适用标准、实施程序、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对125名涉罪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实证研究,探究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当贯彻少年司法基本理念、完善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和实施规范、建立健全配套体系、优化检察官日常办案方式方法等应对建议.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对完善我国起诉制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现行法律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如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适用程序条件不够明确等。少年司法向来是司法制度改革的先驱和前沿,刑事司法领域尤其如此。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新赋予的职权,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这块"试验田"上改革创新,精耕细作,探索构建出完善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而推动立法扩大适用范围,逐步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考察帮教问题的研究

2013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并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考察帮教问题”,日益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帮教制度,成为国家司法实践层面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考察帮教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有利于措施,对于平衡判决的社会效果,实现对成年罪犯的有效打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的是相对分案起诉制度,厘清该制度的起诉标准,将分案起诉前移至公安报捕阶段,细化操作程序,同时建立分案起诉的恢复机制,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的有效措施。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评析

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在特别程序一编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节,旨在肯定多年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经验,特别是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在场、犯罪记录封存四项新制度颇为引人关注。分析四项新制度的内涵与未来适用展望。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思考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刚具雏形,设计机理不明确,内容上过于狭隘,具体操作上主体、程序、标准模糊,与司法转处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成熟,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有现实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