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威胁、引诱、欺骗”与讯问策略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依旧保留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形式上仍然强调了所有含有"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都将作为非法讯问方法予以禁止,但实则不然,从立法沿革的角度上看,适度"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是一种讯问策略,而且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运用时需注意保持"度"的把握。     

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

讯问谋略是侦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诉讼技巧,有助于获取口供这种重要的证据。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智谋性和策略性特征。由于"谋略"天然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讯问谋略的界限,因此讯问谋略很容易演变成非法讯问。新《刑事诉讼法》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因此,应正确厘清讯问谋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讯问的界限。要防止讯问谋略演变为非法讯问的措施,应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明确排除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口供,严格执行并完善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制度,加大对违法方式取证的侦查人员的惩罚。     

浅析非法证据的排除

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证据,有利于实现我国现阶段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文章从法理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予以分析和解读,指出应合理界定＂威胁、引诱、欺骗＂行为与侦查谋略之间的关系,采用原则性的施用条件加禁止性规定予以规制,同时,最高司法机关也应当通过案例指导的形式对实践中的做法进行规制。     

试论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是否具有适法性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近年来关于应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具有一定容许度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许诺的实质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利益诱导,其与引诱的区别何在,在我国侦查讯问中能否适用及如何使用值得探讨。     

口供的心理学解释:暴力与自愿

在我国,对口供的获取既有理念和政策方面的制约,也有现行法律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既包含一些合理成份,也有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国外对口供的获取制度诸如辩诉交易、刑事豁免、自由心证制度以及适度的威胁、引诱、欺骗策略的运用,对我们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口供获取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口供主义与刑讯取证

刑讯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属于"合法伤害权"的一部分.合法伤害权是拥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在自由裁量的空间之内,动用国家机器合法地对目标造成伤害.在探讨了刑讯盛行的制度原因和刑讯者的心理动因后,可以发现要祛除刑讯应当建立严密的制度并从消除刑讯者的心理动因着手.同时,遏制刑讯还需要寻求获取口供的理性可替代方法.     

非法讯问策略之认定问题探析

讯问策略的运用可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益,但其中含有的一些欺骗、引诱、威胁等性质的策略的运用颇具争议。法律应当对欺骗、威胁、引诱等性质的讯问策略保留一定的容许度,主要原因在于讯问主客体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提高侦查效益的需要以及讯问策略谋略性的必然体现。而国外对此类讯问策略也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给予此类讯问策略一定的容许度。我国目前的相关解释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法律界限问题仍未详细规定。对于非法欺骗、引诱、威胁及其他非法讯问策略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不能限制或剥夺被讯问人的自由供述意志,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必须恪守司法诚信原则,且在普通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非法讯问策略之认定问题探 析简

讯问策略的运用可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益．但其中含有的一些欺骗、引诱、威胁等性质的策略的运用颇具争议。法律应当对欺骗、威胁、引诱等性质的讯问策略保留一定的容许度．主要原因在于讯问主客体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提高侦查效益的需要以及讯问策略谋略性的必然体现。而国外对此类讯问策略也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给予此类讯问策略一定的容许度。我国目前的相关解释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法律界限问题仍未详细规定。对于非法欺骗、引诱、威胁及其他非法讯问策略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不能限制或剥夺被讯问人的自由供述意志，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必须恪守司法诚信原则．且在普通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中国古代刑讯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刑讯制度是人类司法制度中最为久远,同时又是公认最不能达到目的但又难以消除的制度之一.中国古代刑讯的产生比较早,国家在法律中也承认.国家对刑讯制度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刑讯制度的放任,相反,国家往往通过多方面的立法对刑讯制度进行规制.中国古代国家主要通过对刑讯制度的刑讯前提条件设定、刑讯对象的限定、刑讯方式的约束、刑讯工具的规范、刑讯数量的确定、刑讯部位的预定、刑讯人员的限定及制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等,达到减少和限制刑讯带来的副作用.当然,在实践中相关立法的作用和效果的有效性是值得反思的.     

论“威胁、引诱、欺骗”在侦查讯问中的存在理性与适度运用

无论是从侦查讯问的对抗性特征及实践效果看,还是从国外侦查讯问的立法和实践看,在侦查讯问中运用"威胁、引诱、欺骗"手段均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要注意"度"的把握。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探析

我国古代刑讯逼供长期存在。在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法律规定尚不完善、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司法官吏审判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本着快速结案的原则,通过刑讯逼取犯人口供,往往成为官吏审判方式。犯人往往是受尽折磨,屈打成招。从刑讯制度的特点以及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刑讯制度的长期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刑讯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对于当事人的保护。     

精神折磨的构成要件及禁止规则刍论

在我国立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精神折磨的规制存在不足。在非法讯问中,精神折磨不亚于肉体折磨,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威胁、引诱和欺骗,其构成要件包括方法、主观、意志三要件。精神折磨禁止规则适用非法心理操控、精神剧烈痛苦、违背供述自愿性三要件标准,鉴于其抽象性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支撑。     

侦讯中非法威胁、引诱、欺骗的界定——以正当期待为框架的分析

长期以来,对讯问中非法威胁、引诱、欺骗策略方法理解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2012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讯问中禁止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条款,从而使这一问题更为棘手。就研究现状而言,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学术研究均是一种以讯问主体为中心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会遇到诸多障碍和难以克服的问题,需要另寻方向和出路。以讯问对象的正当期待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是一种新的视角,可以设立讯问策略方法合法性判定的基准。正当期待是指处于讯问程序中的讯问对象因侦查机关的先前行为而对自身正当利益产生的某种期待,并且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满足上述期待。非法讯问策略的概念可以进一步阐释为:某种讯问策略意图引导犯罪嫌疑人对自身法定权利及其实现过程产生错误认识。讯问策略的使用不得错误调整讯问对象的正当期待。在此框架下,具体规则的展开则更为明晰和确定。     

英国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获得的证据处理之评析

英国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获得的证据处理之评析熊秋红非法获得的证据系指司法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如何对待非法获得的证据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课题。美国曾一度采取绝对排除主义，在立...     

试论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较低的罪名,对于该罪名,系统的研究较少,目前该罪名的主要争议点也就在于引诱、教唆、欺骗的对象是否必须具备认识能力。本罪与刑法总论规定的教唆犯罪的区别也是一个重点。此外,本罪的既遂标准也是人们认定上的难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策略北大核心

侦控方与辩护方之间关于证据可采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其中侦查讯问策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糊冲突就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缩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侦查讯问策略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必要正当性,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归属方面。我们很难在这一模糊地带划分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直线标准,因此必须保证裁量权这一平衡支点,以是否侵犯相关人宪法性基本权利为标准,在整体原则适用的规范制度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裁量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明确侦查讯问的规范限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裁量标准,并尝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判例制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具可操作性。     

帝制中国晚期的废除刑讯运动(1870-1905)——以《申报》为起点

刑讯在古代中国的司法审判中颇引人注目。近代以降,中西方法律不断发生接触、冲突和融合,随着一些新兴国家逐步废除刑讯,中国的司法刑讯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强烈批判,引发了一场要求废除刑讯的社会运动。尽管中国的旧式司法刑讯具有其合理性,但已不足应付新的挑战。《申报》作为现代新兴媒体,得社会风气之先,对刑讯不断提出严厉批评。在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废除刑讯后,率先提出废除刑讯的主张。1905年4月经过修订法律大臣郑重建议,清政府最终从制度上废除了刑讯。但在刑讯废除后,欲在中国建立一套全新的司法审判和证据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策略

侦控方与辩护方之间关于证据可采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其中侦查讯问策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糊冲突就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缩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侦查讯问策略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必要正当性,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归属方面。我们很难在这一模糊地带划分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直线标准,因此必须保证裁量权这一平衡支点,以是否侵犯相关人宪法性基本权利为标准,在整体原则适用的规范制度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裁量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明确侦查讯问的规范限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裁量标准,并尝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判例制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具可操作性。     

基于农民视角的新农合制度问题及对策探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施三年以来,为缓解我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通过对湖南、四川等地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目前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情况,发现存在机构数量不足,报销手续繁杂,报销比例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的合法化问题探讨

我国立法对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采取了泛道德化的否定立场,虽然立法对由此获取的供述网开一面,但这种否定立场仍强化了侦查讯问及至整个刑事司法的秘密化倾向,不利于对引诱、欺骗讯问方法进行合理规制。犯罪的本质决定了讯问方法的道德低标准性,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各国也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其合法性。我国应以不会引起虚假供述作为将引诱、欺骗讯问方法合法化的标准,并以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对律师开放讯问录音录像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谨慎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作为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