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性探析——兼评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对于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定罪,既要反映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又必须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根据犯罪共同说对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进行统一定罪,才是符合共同犯罪的本质特征的。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时触犯数罪名,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想象竞合犯,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择一重处”的原则,选择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不仅符合共同犯罪统一定罪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职务犯罪中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普遍存在。而刑法对此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也不尽合理。刑法学界存在的不同学说也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基于对共同犯罪本质的理解，结合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想象竞合犯理论，这种情况宜解释为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根据“从一重罪处”原则定贪污罪。     

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再探讨

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无身份的专门规定,刑法理论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当身份与共同犯罪联系起来时显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对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成为身份犯之共同正犯问题,更是存在激烈争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犯罪,但由于无身份者的行为对于身份犯而言并不具有实行性,因而无身份者只可以构成身份犯之共犯,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研究

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是法律实践与理论探讨的难点。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行为的性质是其前提性问题。身份者教唆、帮助不具有该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的性质应以不具有该身份者是否认识到实施身份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是否意识到教唆、帮助者的特定身份为标准进行区别性认定。     

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犯罪的共犯类型

根据共犯的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引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以司法工作人员身份作为构成要素的真正身份犯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而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司法工作人员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根据共犯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的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犯罪行为的场合,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而且还可以构成共同正犯。甚至无身份者还完全可以利用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犯罪,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不过这种场合下司法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二者不再构成共同犯罪。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犯罪行为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混合主体实施身份犯罪的定性

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即混合主体共同实施身份犯罪,在古今中外的刑法中皆有所规定。现阶段,我国关于混合主体身份犯罪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主要集中在非身份者的身份犯罪主体资格符合问题上。刑法分则中,纯正身份犯以有特定身份者为犯罪主体,非身份者不能构成。但是分则的构成要件在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时,应将非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从总体考察,非身份者可以在此时成为纯正身份犯的主体,具体定罪时要本着"特殊优于一般为原则,重法优于轻法为补充"的理念来处理。     

共同正犯与身份关系问题探析

共同正犯的定罪和量刑与犯罪人的身份关系密切。无身份者虽然不能够实行真正身份犯的整个实行行为,但可以分担该犯罪的部分实行行为,因此,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就某些犯罪成立真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探析共同正犯与犯罪人的身份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贯彻我国刑法有效打击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的理念,以及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从日本刑法立场论构成身份与共同正犯

身份是指和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人身关系的特殊地位或状态。在身份作为行为违法性要素的场合,该身份就是违法身份,身份犯就是真正身份犯,或称构成的身份犯;作为责任要素的场合,该身份就是责任要素,身份犯就是不真正身份犯,或称加减的身份犯。当无身份者实施身份犯时,就是构成身份与共犯的问题。     

单位共同犯罪探析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在单位构成单位故意犯 罪的前提下,单位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关系。单位内部的自然人如果没有利用单位内部成员的身份,而 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与单位实施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且意图为自己谋取私利,可以成立单位共同犯罪。司法实 践中,要注意区分自然人共同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可以参照自然人共同犯罪理论,对单位共同犯罪具体认定和 处罚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     

“老鼠仓”问题法律应对探析

在狭义上界定“老鼠仓”的范围,将导致无法依据《证券法》第43条及第199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罚,证监会对两起“老鼠仓”的处罚根据存在瑕疵。《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类犯罪与内幕交易罪加以区分是没有根据的,“老鼠仓”现象本来应属于内幕交易罪的范畴,因此,当下应对“老鼠仓”问题的最佳法律对策应为增设普通背信罪,以规制“老鼠仓”及类似违法现象。在条件允许后,通过扩充《证券法》中内幕信息的范围,最终将“老鼠仓”类犯罪纳入内幕交易罪中。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共犯脱离与共犯中止之比较分析

刑法理论界，一致认为共犯关系脱离的理论源于共犯中止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犯脱离是共犯中止所能完全包容的。共犯脱离理论的产生是为了弥补共犯中止理论的不足，解决共犯人虽为中止作出努力，但仍没有阻止住其他共犯人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发生的问题，为共犯人改过自新开辟另一条新的道路。它与共犯中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它与共犯中止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共犯脱离本身与共犯中止有别，具有独立的品格。     

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及发展趋势

有组织犯罪的结构是指团伙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在有组织犯罪这一范畴中的地位与权重。以案件数为准,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构成部分;以实质影响为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主体;黑社会犯罪在现实中极为罕见。根据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团伙犯罪的比重和影响将会有所增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则会呈现出隐蔽化、结构松散化、活动领域多元化和对权力的依附化等趋向;黑社会犯罪也有出现的可能。对此,应当采取就业扶持等社会措施、调整打击策略等司法措施和设置黑社会犯罪等立法措施加以应对。     

浅谈海峡两岸毒品犯罪侦查协作

当前,海峡两岸主要通过"FT913"警务合作平台、对口联络制度、双向遣返犯罪嫌疑人和学术交流等途径对毒品犯罪进行侦査协作,使得毒品犯罪快速蔓延的趋势得到遏制,破案数量不断增加,但还面临不少困境,应建立基层毒品犯罪侦査直接协作机制,适时开展联合侦查办案,搭建情报交流平台,加强两岸警务部门高层联络等方式,以提高两岸对毒品犯罪侦查协作水平。     

同种犯罪中共同实行犯之实行过限的认定

共同实行犯中的部分共犯实施了超出原共谋范围的行为,但该行为与原共同犯罪行为触犯罪名相同,如何认定实行过限？立足于实行过限的本质,应以＂超出共同故意＂为一般性的判断标准,在具体判断时,结合同种犯罪实行过限自身的特点,可以从原共谋的明确程度、行为的关联性以及行为人当场和事后的表现等方面重点分析。     

试论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

本文对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研究 ,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作了理论分析 ,对单位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论贿赂犯罪形态

犯罪形态是贿赂犯罪中的重要问题。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受贿犯罪的既遂标准应为收受贿赂,行贿犯罪则应为行贿人给付财物行为的完成,介绍贿赂犯罪则需行贿者送出财物,受贿者接受财物。对于行为人跨越国有企业改制前后连续受贿的行为,应分别定罪,按照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而实践中牵涉较多的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行为的定性,必须具体分析家属的作用,不能简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