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多元主义视野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

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以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为政治分析的切入点，以国家权力的多元化为基本前提，把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现实民主的基本实现模式，它对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在利益集团的冲突中，政府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竞争关系。多元主义关于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理论关于权力多元化的基本前提缺乏普适性，它所强调的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制衡，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空想，关于利益集团冲突与协调过程中政府角色的界定低估了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权力理论及其在宗教问题分析上的应用

社会权力源于社会自身的发展以及国家垄断权力而产生的弊端，是社会组织依据法律、契约或习惯对内部成员和外部主体支配力的总和，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内部制衡的不足。大量宗教问题都表现为社会权力运行中的问题。社会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法规范是完善宗教立法的重要途径。社会权力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解决宗教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双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思想库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分析

根据美国权力架构的特点和思想库的身份界定,采用精英理论与利益集团双理论结构模式来综合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分层营销模式,其运作维度依次为对权力内层最直接的政策制定权力精英、权力第二层对决策者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媒体或社会团体以及对权力外层的公众舆论和民意。     

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就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国家也属于社会的一部分，讲社会权力当然也包括国家权力。但我提出的社会权力理论，其逻辑起点只是从国家与民间社会相对应的视角，即相对于国家权力来说的社会权力。它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     

增强公仆意识加强道德建设

权力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个人或组织)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通过一定方式支配或制约客体的一种现实力量。权力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掌权者可以凭借权力来服务国家和人民,这样,权力成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掌权者又可以使权力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同     

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刍议

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同属于权力的范畴,是权力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和具体体现。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源泉;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互为补充;政治权力往往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并可能走向腐败。     

权力多元下的乡村"法律"实践

权力多元主要是指存在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共同形成的多元存在状态.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是多元权力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的结果.权力的多元化要求社会规范的多元化,我们要重视和逐步适度放开社会自治自律规范的功能,否则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多样化价值追求和克服国家法的局限性.     

关于权力腐败的几点社会学思考

权力一旦失去它的公共色彩，必然滋生腐败。运用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权力腐败，发现权力腐败具有如下特点：权力腐败逐渐具有结构性特征；权力腐败与社会资源掌握的程度有关系；权力腐败寻求合法化的“外衣”；权力腐败成为一个不断膨胀恶化的“利益满足黑洞”，经济利益集团与权力结合形成经济一权力交易联盟。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进一步分析腐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危害，为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一些分析参考。     

村民自治的权力结构研究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恒久的课题,政治行为都是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也受到农村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多元的权力符号与代码是新的农村组织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在权力流的传播下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村民、县制与村政等良性互动的权力博弈与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最大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制度支持。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我国在20多年的合作扶贫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并在微观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整体上也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权责不对等和泛行政化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从合作文化软约束到理性法制硬保障,需要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框架协议》的形式增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刚性,强化合作扶贫的督察与督查,并落实合作扶贫的司法审查.扶贫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建构是从善治到法治的动态演进.     

应急体制下的权力再生产——对汶川灾区T镇党政权力体制的考察

在灾害情势下,国家在承续原有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员基础上,建立应急性组织机构来实现基层党政权力的结合,体现了救灾中依赖"组织驱动"的动员模式。这既使科层组织的常规运行机制得以扩展和延续,又整合和型构出适应灾害情境的权力再生产机制。在实践中,它表现为"动员式的权力再生产"过程,即借助特殊的话语体系,将国家主流话语贯穿到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实现对原本疲弱的基层权力地强化与再生产的目标。尽管这种再生产机制面临持续性与稳定性的争议,但它却是资源匮乏型国家的理性选择。     

浅议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国家权力本质上是由社会民众所拥有和赋予的，是社会民众利益的保护者。但国家权力又是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行使和管理的，这种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直接导致了国家权力诱惑性、支配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负面属性，凡此种种决定了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的机制包括权利制约机制、权力制约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

（一）首先要弄清国家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是什么权力现象从古至今的客观存在 ,说明人类社会需要权力 ,权力也是人类组织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存在与发展 ,本身就表征着权力的客观属性 ,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此 ,权力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而不断演化的文明形态之一。从人类社会自古至今权力现象的发展演变看 ,权力的取得形式和来源有多种多样 ,有所谓“神授权力”、“天授权力”、“君授权力”、“世袭权力” ,也有以篡位、政变、暴力、掠夺等方式取得权力 ,这是权力的非法治状态。近代以来 ,随…     

走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困境——从自由主义的悖论到马克思的批判性建构

和谐的社会是权利和权利之间关系和谐、平衡的社会。比较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体悟权利与权力关系奥秘的一个视角。自由主义思想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是在充满悖论色彩的自由主义的人的观念中完成的,这种悖论孕育了自由主义式权力体制对权利保障的可能的最大缺陷——自由竞争带来的权利的被剥夺和被侵犯。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对自由主义观念及其社会形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提出了马克思式的权利与权力关系及其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的思想,都极为强调常态社会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正常状态,即强调个人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和构成性关系以及国家权力存在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这是社会能够正常、和谐的关键。     

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双元属性及地位之考察

作为当今各国社会中影响日益广泛和增大的“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社会公共组织在宪法上具有双重的属性和地位，这突破和改变了国家与公民双元的宪法主体结构及其相关的传统认识。在与国家的关系领域中，它具有个体性和权利性，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在与公民关系的领域中，它又具有公共性和权力性，是宪法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实践中，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的宪法二元属性，一要在分清不同关系领域的前提下予以坚持，二要梳理、协调好社会公共组织与国家、公民三者之间的宪法地位和关系。     

论行业组织的权力及其规制

行业组织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的性质是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权。行业组织的权力是多方面的,对成员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也必须对其权力进行规范,以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政党权力的内涵与制约因素

在国家、政党和社会关系的视野中,政党权力是其影响和支配组织自身、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能力的总和。政党权力受政党的起源模式、政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