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的理论初探

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避免突破刑法的规定处罚行为人,其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这与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不谋而合。在我国现有的犯罪体系下,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能够自洽,并不存在体系障碍。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理论将从违法与有责两个阶层阻却犯罪的成立。     

阻却违法事由探究

阻却违法事由包括合法的阻却违法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阻却违法事由的理论根基在于社会相当性;阻却违法事由的范围应是开放性的;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与罪刑法定是并行不悖的。因而阻却违法事由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体系安排是恰当的。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引入初探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大陆法律中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国耦合性的犯罪构成下,社会危害性同样起到了实现实质公正和抑制刑罚权的功效,因此,在我国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不具有其存在空间。     

浅论犯罪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在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中,其与犯罪阻却事由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论题。直接原因是,在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阻却事由处于一种"流离失所"的状态,导致一种尴尬的关系于斯产生。从这一关系的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二者关系在传统理论中遭遇到的实然之困局,此基础之上,提出这一对关系应然之走向——在改造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将犯罪阻却事由纳入到犯罪构成理论中去,以此完成这一论题在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中的使命。     

《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新论

关于《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是否具有出罪功能,在理论上众说纷纭。"但书规定"标准过于模糊,司法以其作为出罪事由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事实上,在法定出罪事由之外,存在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以"但书规定"作为规范依据,通过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可以为无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提供出罪的具体理论依据,也可破除"出罪标准过粗"的困境。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理论基础

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实质违法理论的产物,由于与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上相冲突,因而其存在的合理性 受到了质疑。然而在实质合理性是法制的最终目标的思想指导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必须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之成立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基本上都将其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超法规阻却事由来看待。然而,考量我国的犯罪体系,被害人承诺在我国的违法阻却事由(正当化事由)中难以找到存在的理论根据。对此,应当考虑将其纳入量刑体系之中。     

民间法与刑法之疏离与融合

以是否符合法治国的价值为标准,民间法可以分为积极民间法、中性民间法和消极民间法。尽管民间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确有冲突,但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向度上,民间法反而契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且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外,民间法还具有解释刑法的机能,并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克服成文法缺陷、协调刑法机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内,民间法伴随刑法教义学的实质化改造,早已融入到刑法体系之内,并在规范违反说和社会相当性理论中,具有更直接的体现。就当前我国而言,民间法可以通过对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的规范解释,或者依托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和酌定量刑情节,融入现行刑法具体适用之中。     

关于犯罪成立理论的思考

在我国,犯罪成立即构成犯罪,然而在现行的犯罪成立评价模型中,其评价前提及评价要件却始终面临＂技术化＂的难题——社会危害性的形式、实质之分造成的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别,以及犯罪阻却事由的＂游离＂下犯罪成立的判断先于构成要件的排除。鉴于此,实现犯罪评价前提的技术化界定、明确犯罪阻却事由及其价值、完成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成立理论的合理衔接,进而实现所有行为都能依犯罪成立评价模型进行直接判断势在必行。     

论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及其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阻却犯罪之成立，在世界各国刑法理论中得到了一般性的认可。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系统社会利益之多元化、刑法公法性之弱化和刑法之谦抑性。当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在得到承认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分析刑法限制被害人承诺的原因，借鉴大陆法系“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论所折射出的解决被害人承诺之体系性地位的方式，认为被害人承诺制度应该作为正当化事由引入我国刑法典。同时。被害人承诺作为阻却事由应置于刑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构成体系内。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在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的研究和利用已成为我国公安理论研究与实务的重要课题,犯罪现场心理痕迹对刑事侦查实务具有指导意义。将有形的案件现场勘查技术和无形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结合起来,可以拓宽侦查思路、捕获犯罪线索、发现犯罪特征、缩小侦查范围、为侦查提供有效线索,从而提高侦破案件的效率。     

再探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

转化犯是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存在很多争议。文章认为 ,转化犯是指在行为人实施的已构成某一故意犯罪 (本罪 )的基本行为的同时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 ,由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出现 ,使基本行为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结合该当另一较重的故意犯罪 (转化罪 )的构成要件 ,依法律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片论

厘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法治理念的构建、政治权力的正确划分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认为刑法与刑事政策在哲学基础、政治因素、内在属性等三个大的方面存在着七个方面的不同,并认为在法治国家刑法是自由的基石和保障,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范围内发挥补充作用。     

连累犯与本犯关系研究

连累犯是由本犯派生的犯罪,连累犯对本犯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独立性是其本质属性。连累犯是否应以本犯成立犯罪为前提,需要针对连累犯类型的不同区别对待,总体上应建构以事实上本犯成立为根据、以法律上本犯成立为补充的判断标准。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再探讨

关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历来存在“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之争。前者忽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将刑诉法的价值定位于为保障刑法的实施 ;后者特别重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进而认为程序法是实体法的母体 ,以致形成了程序本位主义。我们认为 ,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都失之偏颇 ,因为它们均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基本原理。藉此 ,我们主张 ,刑事诉讼法具有不可否认的自身的独立价值 ,但其首要价值是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