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S协定下公共健康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保障措施研究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下的利益平衡原则,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而对专利权进行的一种最大的限制.为了使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达到利益平衡的最佳效果,TEIPS协定下相关法律文件规定了种种保障措施以防止滥用和引发贸易转移等问题,这对正确适用该制度以平衡公共健康和专利权人的利益从而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略论公共健康权优先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完善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在疫情严峻形势下解决药品可及性的重要制度。在传染性极强的突发疫情下,强制许可制度在管控性、可行性、操作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我国虽已建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一直处于"零实施"的状态,其原因不仅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还有外部实施环境的缺乏。本文从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缺陷入手,并讨论其他国家相关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构建更科学且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与良性的外部实施环境,以此切实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更好地保障我国公民的公共健康权。     

论专利强制许可中的利益平衡

作为专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利强制许可制度限制了专利权人自愿许可专利实施的权利,它在没有专利权人同意,甚至专利权人反对的情况下许可其他人实施其专利。专利权人与公众间的利益平衡已成为设计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时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     

反垄断法上专利强制许可抗辩的德国经验与启示

为弥补专利法强制许可保护竞争的不足,德国学界与法院认可了反垄断法上专利强制许可的存在,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专利强制许可抗辩。专利强制许可抗辩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平衡路径,不仅可协调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紧张关系,有效保证专利权人与需求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且有利于诉讼成本的节省。从权利保护的及时性及竞争秩序维护的必要性角度出发,我国应采纳专利强制许可抗辩,并完成要件的厘清。     

低碳专利技术转移之路——以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促进低碳专利技术国际转移

发达国家多次承诺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技术援助,但却一直没有兑现,低碳技术转移依然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争议关键焦点之一。低碳专利技术的国际强制许可具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国际社会应当借鉴建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经验,将低碳专利技术纳入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范畴,从而可以通过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威慑功能,促进低碳专利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TRIPs与医药产品强制许可制度之新解

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技术转让、投资、就业等原因主张在药品知识产权领域广泛使用强制许可制度．但是应当看到,TRIPs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协调一致和非歧视标准,平衡了消费者和发明人之间的利益,广泛使用强制许可将使这种平衡发生偏移,其结果是使免费使用的被许可人而不是一国境内的消费者受益,并对社会福利造成危害．取消药品强制许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正在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自愿许可就是已经证实的切实可行的一种替代方法,主要的制药公司的捐助计划也给发展中国家的病人带来了福音．     

专利评估的法律风险研究

在专利评估的法律风险预防中,为了克服专利被宣告无效可能带来的评估风险,必须注意专利被宣告无效的三性:实用性、创造性和新颖性;要从强制许可制度本身来解决问题,降低专利评估的法律风险;要注意专利被国家计划许可的可能性,通过把握我国计划许可的具体适用条件来降低专利评估的法律风险.     

从禽流感看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平衡

禽流感疫情引发公共健康危机,药品专利对公共健康的双刃效应凸显,亟须通过专利强制许可立法来解决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矛盾。     

比较视角下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完善

为促进原研药厂与仿制药厂之间的竞争,使患者能享受合理价格的仿制药及源源不断的创新药,美国首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各方态度不一,我国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正从松散走向紧密,从形式走向实质.通过对美国、韩国及加拿大的对比,我国在药品专利信息登记阶段应采纳形式审查模式,在专利声明的选择与实施阶段应细化拟制侵权具体要素及明确等待期的启动模式与设定合理期间,最后应从实现鼓励与补偿功能的角度完善市场独占期的制度设计.     

开放许可专利产业化功能的局限性

为促进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利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契机引入了开放许可制度,从互联网+时代专利产业化的需求来看,几经修改的开放许可制度仍然存在以下制度缺陷。一方面,开放许可在许可条件、救济程序等层面的固有立法缺陷与法的效率、公平价值相冲突,制约了其专利产业化功能;另一方面,开放许可狭隘的制度设计难以解决多元化的专利产业化困境。再者域外开放许可专利产业化收效甚微的现状也反证了开放许可产业化功能的局限性。     

大数据技术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中的应用研究

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已在第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正式确定下来,成为我国专利法规定的许可方式之一。专利开放许可旨在打破供需双方专利信息不对称、交易效率低的局面,但制度的引入必定要结合专利许可实施的现状予以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在系统对接、实施细则等具体操作层面上尚未确立,如开放许可的交易机制、专利许可费的收取标准等,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未予以明确规定。文章以大数据技术为切入点,从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监管等角度观察专利开放许可过程中可能涉及数据应用的环节,为专利许可方和被许可方搭建信息畅通、技术对接的开放许可平台,充分发挥专利市场竞争机制。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产业转型背景下自主的制度选择,然而该制度最终能否在我国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的实施效果,有赖于决策者基于我国产业现阶段累积创新发展的特征与需求,设立抑制专利投机的惩罚性赔偿金分割制度、审慎划定故意侵权边界、明晰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合理因素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该制度的实施成本,使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我国产业战略利益相适应。     

“公平的”专利许可费的法律思考

公平的专利许可费应当与被使用专利对专利产品的贡献大致相当,若专利许可费远远超出专利对专利产品的贡献则不符合贡献原则。要求过高的专利许可费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滥用行为,违背了契约正义和利益平衡的法律理念。可以预见,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技术进口大国,所以我国政府应当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寻求对过高的专利许可费的法律规制。     

公共健康利益与专利权的博弈--从专利强制许可的立法变迁角度看

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随着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深入,专利权在某种程度上会越来越多地被牵制.从专利强制许可的国际立法发展过程可以清楚看出公共健康利益与专利权的博弈.     

论我国强制许可制度的适当性

随着专利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适用，专利权的相关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专利权的强制许可的适当性也成为了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部分学者认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不符合法理要求，违反了专利权的独占性等法律特征，从法理及专利法的立法目的等方面专利可以看出强制许可存在的适当性与必要性．     

浅谈我国的专利实施许可制度

一、专利实施许可的概念及重要性专利实施许可是许可证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以专利使用权为标的,通过签订许可合同,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实施其获得专利的发明创造(即可以制造、使用、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使用专利方法),他人向专利权人支付一定数量的使用费,但这一般地并不涉及专利发明创造所有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种专利技术交易,即专利许可证贸易。在贸易活动中最常用的专利利用方式,是发放许可证,许可证通常都是以合同来表示的。所以,人们又把专利权人称为“许可方”,他人称为“被许可方”。专利实施许可制度既是专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技术贸易的一个分支。其重要性表现在: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由于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国际讨论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国内立法保护本国利益是各国目前的最佳选择。我国现有立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远远不够,而其中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尤为紧迫。国际社会提出并实践了知识产权、事先知情同意、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在这些制度设计当中,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之间、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持有者内部利益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它们都需要利用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来调和,采取放松程序限制、限定保护对象范围、设置强制许可制度等措施,多管齐下,力求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立法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创新——效果悖论”的产生及其解决

"创新—效果悖论"是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实践中的突出困境。对这一改革缺乏广泛共识、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制度创新本身可能存在的冲突是导致这一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提高认识,把省直管县体制创新置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兼顾,建立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快顶层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消除制度冲突的可能性。     

从“效率”到“权利”:民营化后公用事业规制的目标与框架

本文运用行政法与政府规制分析方法,从规制目标定位与规制工具匹配出发,认为在当前民营化改革的浪潮下,我国公用事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应当从以"融资"为中心的"效率"取向转向以"普遍服务"为中心的"权利"取向;并且从准入许可、特许契约、质量与安全监管、消费者参与、强制与补贴等规制工具和公法装置的引入与完善角度,论证了公用事业监管体制的改革方案。     

土地托管:以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新样态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土地经营面临"多重困境",以社会化服务为导向的土地托管是基层农村化解困境的一种制度创新,更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土地托管是以政府及村组织动员,农户委托,托管机构受托的方式对农田进行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化服务形式。通过建构以"共容利益"为核心的"农民—政府及村组织—托管机构"三位一体的运行分析框架,阐释土地托管模式的运行机理,借助"共容利益"机制,社会化服务模式逐渐渗入农村土地经济的各个层面,使得细碎化土地的能量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往研究对其的定位。这种社会化服务模式,正是农村土地迈向规模经营新样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