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犯罪化: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晚近以降,我国刑事立法、修改频繁,凸显积极刑法观,显现一般预防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犯罪化。"高空抛物"于第一次审议时纳入刑法规制圈,经过征求意见,第二次审议时对"高空抛物"入刑进行了部分修改,第三次审议时正式获得通过。日前立法已定,而对"高空抛物"犯罪化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仍须审慎审视。我们需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恪守刑法保护的底线伦理之念,重视刑事立法的道德诉求,并经受立法正当性审视与刑法体系性控制的双重制约,审视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严格的法律道德主义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高空抛物入刑具有合理性,保护了底线伦理与民众的安全。在教义学上循着体系性思考的路径,对高空抛物罪的犯罪构成与其他犯罪的比较进行辨析有助于本罪的廓清与认定。在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双重制约的追问下能够为本罪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刑法的公众认同与信仰提供了一种可能。     

论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处罚动因与司法适用

高空抛物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所热议的新增罪名,也是被立法机关认为是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冒名顶替罪等共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呵护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亮点罪名"。然而,对于高空抛物罪的处罚根基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认为,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只有行为创造了对不特定人和财物的抽象危险才构成犯罪,其不是行为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的判断应当以情节严重为核心,对于无危险和极低危险以及仅能反映出行为人主观道德素质低下的情节不属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应当由民法和行政法调整,刑法不应贸然介入。     

教义刑法学视角下高空抛物行为的规制问题研究

高空抛物行为不仅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亦威胁公私财产安全,采取刑罚手段处理高空抛物行为已经迫在眉睫。各地司法机关在处理高空抛物行为时往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定罪处罚,但从“公共安全”、“危害”与行为本质出发,高空抛物行为难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不同行为情况,应将其分别评价为故意杀人(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重伤)罪、寻衅滋事罪更为妥当贴切,既能够达到精准认定,也能够维护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治安违法行为的新规制路径构想

一直以来,对治安违法行为的规制主要依托治安处罚,目前这种侧重事后处罚的传统规制正在遭遇治理效果日益衰减的困境,其根本结症在于被处罚人存在逃避处罚的权利性机会。新规制路径将治安违法行为信息及逃避处罚行为信息纳入国家征信系统,这种侧重事前预防的规制可对全体公民的违法行为及其逃避处罚行为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约束效力,进而从根本上提升治安违法行为规制的社会治理效果。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论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起步阶段,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对于社会信用加以刑法保护十分必要.而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必须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在刑法视角下讨论社会信用相关基本问题,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认清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过程中的困境,并寻求相应的解决路径,有助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关于男性间同性强奸刑法规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男性间同性强奸的案例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社会对于男性性权利自由的保护也愈发关注,但是由于刑法中关于此行为的空白规定导致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男性间同性强奸案件并不能得到刑法的规制.纵观世界范围,包括欧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内,可以看出对于男性间同性强奸的刑法规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潮流,我国刑法对与男性间通行强奸的刑法规制必然是大势所趋.     

浅析非典型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

发生在幼儿园、养老院、社会救助站等监管机构的非典型虐待行为与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受到刑法的规制。两类虐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看似不同,实则有着本质上的趋同性——都是一种十分紧密的社会关系,有较为明确的强势方和弱势方。但是,现行刑法对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刑法中的其他相关罪名也不能完全涵盖需要科处刑罚的非典型虐待行为,只有通过修改法律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才能使非典型虐待行为得到刑法的全面规制。     

高空抛物犯罪的特点、成因与治理对策——基于136份刑事判决书的考察

高空抛物犯罪是近年来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从我国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刑事判决书的情况来看,当前高空抛物犯罪呈现以居民住宅为主要犯罪空间、楼层高度集中在3至7楼、犯罪人年龄属于中年时期、犯罪人男性远远多于女性、犯罪人为无业人员的比重相对较高、文化水平多为初中以下等特点。诱发高空抛物犯罪的原因既有贪图方便的个人倾向性、个人消极情绪以及不良行为习惯等个人因素,也有不适当的家庭互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以及社区监督作用的减弱等家庭与社会因素。预防高空抛物犯罪需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公民个人素养;强化自我调节,完善心理疏导途径;完善社会控制,健全纠纷解决机制;发挥群体力量,提升社区治理效果。     

论反向洗钱的刑法规制

如何防控恐怖活动,这是绝大部分国家均面临的问题。打击恐怖融资是防控恐怖活动的一种重要措施,而反向洗钱是恐怖融资的一个重要环节,故而有必要以刑法规制反向洗钱行为。这已经得到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认可,并在不少国家的刑法中得以体现。我国刑法无专门规制反向洗钱的规定,以洗钱罪与其他相关罪名规制反向洗钱行为存在严重疏漏与不足。以刑法规制反向洗钱行为,一方面应当选择适当的规制程度,另一方面应当选择合适的规制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当设置反向洗钱罪,以专门规制反向洗钱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的法理解读与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把醉酒驾车和追逐驾驶中情节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因为该类行为具有抽象的危险性,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为了解决危险驾驶作为抽象危险犯的责任问题,在适用现行刑法区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把危险驾驶行为予以立法归罪进行规制殊有必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仍然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仍会遇到相关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论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浙江温岭虐童案引发了学界对虐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思考.儿童身心的稚嫩性、虐待行为对其伤害的潜在性以及不利影响的深远性,类似的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考虑到罪名的逻辑结构,以及为体现对儿童的特别保护精神,增设虐童罪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论民用爆炸物品的刑法规制

所谓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就是国家通过刑法将与民用爆炸物品相关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制裁,以规范和制约民用爆炸物品的管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罪名很多,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即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表明国家对涉爆犯罪进行了全面的刑法规制。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规制,即以爆炸罪定罪或者以非法从事与爆炸物有关行为定罪;二是间接规制,即以侵害特定个人或多人的健康、生命权利以及财产权利为直接目的,在犯罪过程中,使用爆炸物仅是作为实施犯罪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犯罪。     

网络交易信用炒作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交易信用炒作行为在法律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对消费者的欺诈侵权,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违约和对正常网络交易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目前尚不能用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规制。通过修改完善前置性法律,颁布司法解释或修订刑法的方式将信用炒作行为作为新的违法类型纳入刑法评价范围是理想的规制路径。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

界定高空抛物行为,解读司法实践的二元化判决背后的法理,评析《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限制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分析高空抛物行为责任性质,并认为一定范围内可能的行为人应当分担受害人的损害,而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后,在肯定现行的法律规定的同时,提出健全保险制度、完善国家责任和督促物业公司和业主建立物业补偿金制度。     

危险驾驶罪法律适用刍议

《刑法修正案（八）》把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行为定性为危险驾驶罪,给予刑法规制。该法案实施以来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文章分析了该罪的行为类型,并对该罪与相关罪名进行了辨析。     

海峡两岸毒品犯罪比较研究

两岸刑法在毒品概念、分级制度、毒品犯罪对象和行为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陆刑法在毒品犯罪对象、行为类型等方面有着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台湾“刑法”在毒品分级制度和使用行为犯罪化问题上迥异于大陆刑法。研究还发现，台湾“刑法”的毒品分级制度、毒品目录更新机制、对制毒设备和施用毒品的器具的刑法规制值得大陆刑法借鉴。     

非法传销的刑事立法刍议

近年来,非法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人民利益。对于严重非法传销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显得过于苍白,非法传销行为亟需刑法予以规制。我国在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刑事立法中采用了附属性刑法型和司法解释型,应当科学合理地对非法传销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更好地打击非法传销行为,发挥刑法的功能和价值作用。     

论高空抛物责任之废除

为应对日渐增多的高空抛物案件,《侵权责任法》第87条创造性地规定了"高空抛物责任",为法院裁判提供了思路和依据。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空抛物责任的适用效果颇遭当事人抵触,主要表现在案件发生频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案件上诉率却居高不下,进而引发裁判结果执行难等连锁问题;反观案件的裁判过程,关于高空抛物责任的适用同样问题频出。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支撑高空抛物责任法理依据之缺乏,裁判中用以论证的弱者保护、损失分担和风险防范等皆不足以证成其正当性;且因强行赋予其公平责任内涵,造成其内容与实质的严重龃龉,导致侵权法体系和适用的混乱。综合衡量,高空抛物责任之弊远甚于利,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当考虑废除此项规则,转而由商业保险、救济基金等社会救济方式对受害人权益进行保障。     

浅议重新界定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以幼师虐童案为展开

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和尴尬境地。现行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来规制这些虐童行为，同时局限于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限制，大量的严重虐童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