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试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阶段及主题领域

改进管理方式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离不开新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政府管理的转型时期,政策工具研究尤其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综合相关文献,可以对国内外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基本情况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是侧重于政策实施环节的研究;第二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和重要的研究途径,并正在迅速成长为政策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或主题领域;第三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在我国还是政策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目前仍然处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阶段.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公共舆论管理”:研究态势及启示

公共舆论管理及其理论的研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但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看,公共舆论管理理论的总体研究状况还不是很完备,理论探索有待于拓展和深入。尤其在中国,公共舆论管理的理论研究仍任重道远,最重要的是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加强对公共舆论管理的研究并将其列入研究重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舆论管理理论体系,为我国政府对公共舆论管理与社会管理实践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有着独特的价值诉求和特定政策意图的人类活动。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价值分配的重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它是通过政策主体的行动、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政策过程的推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     

政府绩效生成路径:新范式下的理论及其解释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绩效管理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政府绩效超越了经济、效率、效益的概念内涵,转而强调在社会价值建构基础上的多元治理。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主要是社会历史情境依赖下的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否成为衡量绩效的根本标准。在对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美国波特兰市城市规划为案例,对新范式下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了叙事性解释,并提出了研究结论和启示。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公共政策评估的循证进路——实验设计与因果推论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评估的核心功能是识别某项政策的因果效应。由于传统的政策评估方法在因果推断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近年来实验设计与因果推论开始被应用于西方政策评估研究中,并逐渐发展成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领域开展循证研究的重要工具。本文综述了基于实验的研究设计的最新进展,并结合最新的研究案例探讨了随机对照实验和准实验等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应用,以期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并最终提高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交易成本视角下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创新

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交易成本政治学理论来考察政策活动的交易性质和政策工具的治理特征,可以发现政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都可以从合同的角度来考察。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当事人关系,政府通过政策解决公共问题与当事人达成交易,政策成为解决公共问题的合同。交易性政策工具蕴含互惠、契约、治理和节约的理念,结合时代特征,政策工具选择和创新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交易成本,推动政策工具创新走向经验解释、勃兴交易型政策工具、调整公共交易型政策工具、巧用混合交易型政策工具等政策工具创新。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作为最前沿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勾勒出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

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实质是一场革新政府工具,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绩效的管理运动。从政府工具的角度审视政府治理,无疑是一种新的途径,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的政府治理革新。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多元治理进程中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悖论探析

在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作为提升政府管理效能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而存在的,也是转变政府施政理念的直接显现。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这一改革路线所彰显的线性效率思维一度被尊崇为医治政府病态的"万能处方",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不同程度的效仿。随着西方治理话语体系的兴起,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更成为政府治理的常态化选择。在治理主体与利益分化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境下,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诸多预设性理念同现实绩效方面的悖论以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公共性理念的渐趋隐退使得政府治理困境问题愈加明晰。因此,基于新时期多元治理进程的发展审视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的矛盾性一面,对于深刻把握西方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实质,进而思考未来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能力的提升无疑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切入点。     

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我国事业单位制度变革的路向与策略——一个公共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公共治理框架下的我国事业单位变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统筹规划,全盘布局,分类改革,分立政策,分别引导,分层操作,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和配套政策引导,将现存的事业单位各自引导成长为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部分,从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即政府管理社会事务)向多元治理模式(即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方向发展。其中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针对这类事业单位改革目标进行二次认定,区分为政立事业单位和社立事业单位,并设定各自的改革方向和变革路径。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