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 ,是指针对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任何个人、组织或其他社会团体都有权提起的诉讼。从本世纪开始 ,世界各国通过不同方式对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瓶颈问题———行政诉权理论进行改革 ,纷纷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我国也应该改革现行的行政诉权理论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是我国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先决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影响了民事诉讼制度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作用.2011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首次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并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有所突破,但此规定过于模糊,且特公民个人这一重要主体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不利于公益诉讼的运行.因此,采用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厘清当事人适格的范围,确立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将更加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作为针对危害社会公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措施,已日渐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基于目前我国立法层面有关民事公益诉讼规范的欠缺,从可诉范围、立法模式、体例、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为构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出理论准备,...     

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忽视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诉的制度设计,文章认为由检察机关介入到民事公益诉讼中,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可以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制度设计上,既要遵循诉讼的基本原则,又要在检察环节和审判环节做好谋划。     

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们认为,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为使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清楚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体现公益诉讼特点的程序制度,我们应当从严界定公益诉讼的概念。为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当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团体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进行合理安排。但是,公益诉讼只能维护体现在法律规则中的公共利益,我们不应当期待公益诉讼发挥政策形成的作用。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但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务部门也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借鉴国外的经验,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益诉讼,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诉讼制度。     

论资源社会性理念及其司法实现

面对众多资源破坏和浪费行为,现行私益诉讼制度无能为力,公益诉讼制度也采取漠视态度,社会对资源利益关涉社会公共利益的认识不够。资源社会性理念是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思维把握到资源具有社会性的理性观念,为人们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设定了以人为本、社会本位、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以及资源安全、资源秩序、资源公平和资源效益等价值目标。资源社会性澄清了资源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资源社会性理念使资源利益通过公益诉讼制度救济获得正当性理论依据。要实现公益诉讼制度对资源公共利益的救济,必须把资源社会性理念的相关原则和价值取向实现于公益诉讼之中,并对公益诉讼制度作相应的调适,使资源社会性理念走向司法。     

论中国特色的行政公诉制度

理论界一般认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受案范围一般界定在国有资产流失、垄断和公害案件等方面。两者的一致性不得不使我们对民事公益诉讼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自贸试验区背景下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漏洞保护以及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性直接要求行政公益诉讼在区内开展须遵循特殊的路径,其中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契合其探索性与改革性的出路。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实际侵害的结果发生之前,经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判断,损害结果必然会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极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的制度。通过立法授权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在自贸试验区内开展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将有助于新时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将为当前全国各自贸试验区的有序发展、高效运行提供助力。     

试论侦查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规定较少,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相称,在司法实践上很难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立法上应当完善被害人在此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     

改革警检关系提高侦诉效率

公安机关的侦查与检察机关的起诉,是刑事诉讼中前后衔接的程序,它们的高效运作对法院审判乃至于整个刑事诉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奠基性作用。由于警检关系立法定位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侦诉程序基本处于分离、牵制的状况,降低了审判前程序的诉讼效率,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改革不能脱离了现行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状况,因此,既要确定改革的长远目标,从宏观立法和诉讼构造上实行变革;同时,现阶段也不能放弃改革警检关系的努力,可以在不改变法定诉讼体制构造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公安与检察机关的相互沟通,创设和完善一些形成侦诉合力的有效措施,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法人或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分别以国家和个人名义提起的诉讼。我国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 ,但从实证、国外经验和理论上分析 ,我国应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要设立监督权力权利运作机制 ,明确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条件和受案范围 ,提高公民的公益诉讼意识 ,设立公益诉讼团体组织 ,改善法院的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等等     

公益诉讼当事人问题探究简

公益诉讼中,公益诉讼当事人的适格与否、公益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这两大问题,对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探讨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问题和其诉讼地位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不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对公益诉讼当事人的影响,认识到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公益诉讼当事人的权益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公共利益在诉讼层面才能得到保障。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应当有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但就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效力扩张等问题还未形成统一看法。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与普通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的效力也应当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实体权利义务人。     

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平衡

司法实践中,公益诉权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不仅仅是一种诉讼权利,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法治原则和宪政精神,是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公益诉讼领域的价值体现,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关怀,它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公益诉权时应正确处理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中充分实现公益诉权的功能。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法律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司法惯例.根据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检察机关介入案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建议从理论上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形式和范围进行严格限制,正确处理检察权、审判权和行政权之间平衡与制约的关系,针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不同性质,动态调整检察权的参与程度.     

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衡平

对抗制的运行机理本是诉讼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诉讼进攻和诉讼防御，以求得发现案件真实。作为弥补对抗制的不足而诞生的证据开示制度在合作的基础上追求实质正义，减少了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实现了双方的共赢。证据开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又出现新一轮的对抗，为了消除对抗带来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诉讼证明标准的当代思考

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传统，以及以往一系列政治、哲学的传统因素，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随着近年司法改革的迅猛发展，诉讼证明标准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新“消法”对消费者公益诉讼限制性适用之评析

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了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立法者对该制度做了一系列规范性的限制。该规定在防止滥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妨碍了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不妨考虑对消费者公益诉讼进行非规范性的限制,即通过完善传统的私益诉讼等其他救济路径,间接限制公益诉讼的适用。该做法既不影响公益诉讼的适用,又有利于其他维权方式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动消费者维权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