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要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原则,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二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作用,广泛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三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乡村治理中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博弈

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内容,二者之间能否实现有效衔接和互动直接影响到到村民自治的效果。目前由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不完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任务重以及农民自治意识淡薄等原因,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许多冲突,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为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创建服务型政府、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及建构司法救助机制等来寻求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平衡发展。     

从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共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社会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多主体参与治理,需要行政法治作为依据和保障,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然路径。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重视行政法治思维和坚持职权全面法定原则。建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在行政法治理念指引下完成,并以其所需的各类有效机制事先形成作为法治保障。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村民自治运转失灵、农民利益表达梗阻、乡村公共服务匮乏四重困境。引发困境的因素有压力型体制侵扰、财政体制缺陷影响、公共决策参与渠道不畅、监督制度乏力四方面。合作共治是破解困境的基本进路,应该引入合作治理思维、建构合作型治理机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模式等。     

村务公开难的深层原因分析与治理

在村民自治运行中,一部分地区的农村存在村务公开难的问题,深层原因是农村不同群体利益摩擦、管理体制的弊端、农村各群体政策法制水平的局限。治理村务公开难的对策是强化法律监督,健全村务公开的约束机制;调动农民的政治热情,提高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理顺“两委”关系;推进政府改革,解决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政府治理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然而,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无法实现,市场的力量又无法在农村社会完全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仍然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从党的群众观出发论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与实践原则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从实际出发,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情、社情、党情紧密结合,从群众观出发深刻认识创新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指发挥群众自觉的主体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动员;发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监督;强化群众认同的实效性,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密切社会沟通;坚持群众满意,才能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形成积极稳定的社会评价。从党的群众观出发深刻理解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原则则主要包括制度实践、组织实践、过程实践、发展实践等四个方面。     

社会治理结构创新与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

适应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新时期统一战线需要通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发挥优势作用,强化社会整合,大力推动多元治理的体制化运作,以实现与社会治理结构的有效衔接,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自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社会治理结构创新所赋予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特点和新使命。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承担着利益协调、价值引领和参与治理等功能。     

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谈乡村治理

自1987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但体现了广的农民的利益需求，保持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作为人民公社替代制度的村民自治面对当前农村的一些新的问题，显示出了很多的无力，村民自治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困境？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的探讨。     

南京农村村级治理制度建设调查

2000年以来,在政府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南京市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村级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机制,国家、地方党委和政府、村级自治机构都为村级治理创制规范。其中,地方的党委政府制订的文件居多,村级治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下延,行政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民主自治被弱化。合适的村级领导班子人选短缺,集体经济发展不够,也制约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展开。为此,需要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加强民政能力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民政部门作为主管社会民政事务的政府组成部门,在社会服务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建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自治功能不断完善,从而加强民政工作创新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立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荆门市新农村为例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头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所依靠的最基本、最直接、最关键的力量.基层党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合理地定位自己的角色,创新服务机制、创新社会治理考核机制以及创新参与机制等方式领导和参与社会治理,以基层党的建设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之宪政精神

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宪政应当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具有鲜明的宪政内涵和宪政特性。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独特的宪政路径和明确的宪政精神。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农民理事会：村庄治理的制度创新

农民理事会既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产物,也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理事会作为农村民间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它拓展了农村公共治理的空间、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同时也拓宽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