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的再认识

我国新刑法第18条的规定是评定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法律依据,但该条文中继续沿用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和狭窄性,由此产生了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出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乃至需要进行立法用语上的修改。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一词,是刑事立法适应精神医学的发展,科学地吸取和应用其研究成果来解决自身理论与实践中有关问题的需要。该条文中确立的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的三级划分则较旧刑法更为科学和合理,具体评定须坚持医学条件与心理学条件相统一的标准。     

试析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概念

新刑法第十八条沿用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由于内涵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形成了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需要进行立法用语上的修改.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是刑法立法适应精神医学的发展,科学地吸取和应用其研究成果来解决自身理论与实践中有关问题的需要,不应当任意扩大"精神病"概念的内涵,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下）

二、我国刑事立法中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问题的创立和发展考察 (一)刑法草案的酝酿与第一部刑法典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的确立 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制度,是建立在司法实践和立法起草工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论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本文对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的行为辨认控制能力进行探讨 ,对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将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排除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医学要件之外的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刑法第 1 8条的精神病人应作广义理解 ,既包括狭义精神病 ,即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又包括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形式

经济刑法立法形式是用于组合并表达关于经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外在形式、方式。为了科学地表达经济刑法的内容立法,经济刑法立法形式的确立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并正确处理好立法形式与立法内容之间的关系。经济刑法立法选取适宜的形式对于确保其立法内容的科学性、完备性,对于确保经济刑法立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从危险驾驶入刑看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质要求是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刑法立法的民主性,要求刑法立法充分反映民众的意志,有效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危险驾驶入刑的立法全面贯彻了立法的民主性原则。刑法立法的科学性,要求刑法立法的条文明确清楚,让人能确切理解犯罪行为的内容,准确区分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界限,法定刑配置合理,与前后条文及其他法律的规定相协调。危险驾驶入刑的立法在贯彻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原则方面存在着民主性有余、科学性不足等问题。     

再议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我国法律未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精神病学界对此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吸毒者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该如何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上。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而不能由司法鉴定人员以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认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绑架罪的主体问题及其规范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绑架罪的主体问题。新刑法总则与分则关于这个问题的共同规范将产生一定的立法悖论。近日，相关立法解释出台，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不足。但本文通过分析，还是认为在刑法总则所列举的具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诸种犯罪中加入绑架罪为佳。本文还重点分析了绑架的过程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认为应该借鉴结合犯的立法。结合犯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应遵循从低原则，只要达到其中某个较低的年龄线，就可以视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立法解读——以中国现行刑法为视角

刑事责任是最重要的法律责任之一,它贯穿刑法乃至整个刑事法律领域的始终,对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立法上并没有给刑事责任下定义。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定义有很大分歧,因而重新界定刑事责任的概念是研究刑事责任的起点。现行刑法典中共有13个条文共计22处出现了"刑事责任"一词,但其含义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责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刑事责任、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负的刑事责任、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不负的刑事责任、应当减轻或免除的刑事责任五类。     

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衔接上的缺失和协调——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为范例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5条的刑事责任无法在刑法中得到全部落实。行政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出现真空的原因在于行政刑法的制定缺乏整体意识，立法仓促以及我国刑法的内容落伍于时代。协调刑事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基本途径是在行政刑法中明示援引的条款，在行政刑法中单独设置罪状和法定刑及修正增补新的犯罪条款。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论经济刑法立法权的配置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经济刑法立法在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中的作用，应该确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刑法立法权的配置原则。对此，需要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基础上，确立适合经济刑法立法特点的立法权配置原则。     

我国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现状分析

近期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给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使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其做出适当评价，以期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尽管我国金融安全刑法保护的立法日趋完善，独具特色，并且与我国金融体制深刻变革的需要和立法现状相适应，但仍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中不断加以完善。     

论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立法解释应当限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颁布的专门解释,它应当与刑法草案说明、刑法解释性条文、立法解释性文件、立法解释性意见相区别。刑法立法解释的对象限于刑法的重要原则、基本概念和检、法两家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分歧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形,它作为刑法改进与刑法司法解释的中间物,其独特价值在于明确概念、澄清争议、统一司法。从完善的立场看,该种解释应注意必要、及时和规范三个方面。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是指行为当时的犯罪能力,即责任应答的能力,而并非刑罚适应能力.根据刑法立法史,我国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应当作广义的理解,而在其判定中,应当明确法官判断的优越性,医学鉴定不能约束法官的判断.     

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趋势探析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适用解释机制中，刑法司法解释渐成一种“立法化”的趋势。阐述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刑事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表现以及如何化解这种趋势几个方面，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保障刑法的正确适用。     

犯罪预备立法的历史考察及法理探微

我国现行刑法中明确了犯罪预备的概念和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但在刑法理论界颇有争议,它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且条文本身存在逻辑问题,犯罪预备立法突破了法与道德的界限,将道德规则引入了刑法领域,从而大大扩大了处罚范围,使我国刑法过分严厉。由于缺乏科学性及合理性,犯罪预备在实践中遭到了虚置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犯罪预备拉大网式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刑法资源的浪费。     

刑事责任能力若干问题新探

对刑事责任能力仅从实质内容上或形式上表述都是有缺陷的 ,只有做到两者有机地统一 ,才能完整地反映其内涵。对其内容则应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要素两个方面来认识。我国现行刑法顺应现代司法精神医学和刑法学理论发展趋向 ,对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采用三分法 ,是合理的、科学的。     

精神障碍与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上)

中外刑法史中对于精神障者刑事责任的规范呈现出逐步认识与完善的过程.新中国1979年刑法典设立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的基本规范.1997年新刑法典的改进使之臻于科学.新刑法典中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完全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之规定的正确理解与司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