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及现代反思

"人是什么"是康德全部哲学思想的最高问题,康德思想的各个方面始终贯穿着"人"的主体性.康德哲学实现了神学的人学化,使人为自身立法,并开了人本主义美学的先河.从宗教、道德和审美三个维度重新解读康德,具有重要价值.     

对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方法论探究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曾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场合强调文化自信,并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建设范畴.突显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对于继承文明、弘扬文化、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探究贯穿于其中的联系观点、矛盾分析法,把握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进入开放而螺旋上升的循环——浅析海德格尔存在论视阈下的解释学循环思想

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从追问存在出发,将解释学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从而使解释学从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变成具有普遍本体论意义的哲学,实现了解释学发展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哲学解释学的基础。解释学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解释学循环理论亦是其解释学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海德格尔反对传统认识论模式下的解释学循环,把理解作为"此在"存在的方式,由此出发,海德格尔阐明了自己的解释学循环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黑格尔"的思想底蕴

蔑视和抛弃黑格尔是黑格尔逝世后欧洲思想界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潮流;有些唯物主义者在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对马克思文本和当时的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洞察,提出了"回到黑格尔"这个著名口号,要求回到黑格尔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这个口号的理论意义在于"回到黑格尔"实质上就是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场,回到黑格尔肯定人类精神作用的积极成果;是为了抵御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侵蚀;最终是要回到历史的(社会的)唯物主义.     

论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自然”观念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老子思想的进步性和现代意义的主要体现。本文拟从老子哲学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和返璞归真的社会理想两个方面就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展开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思想探析

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批判吸收了自然科学思想、社会科学思想和哲学自然观,最先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命题,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指明了路径和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同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基本概念.当前,学界能基本达成共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与行为、内化与外化、言教与身教、疏导、灌输等五大范畴,它们形成一个范畴体系,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应当把"真诚"与"情理"吸纳到范畴体系中,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为七大范畴.     

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价值的哲学探讨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是一项具有独特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 ,它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及实际效果之评价标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容易致使社会公众甚至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产生不正确认识 ,使其不能正确评估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从而损害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权威和社会效应 ,因此很有必要从哲学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以彻底澄清迷惑。另外 ,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的高低成为其能否有效的创造劳动价值的前提条件 ,对这一前提的哲学追问与理性思考也是至关重要的。     

论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咨询的指导方法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惑实际上并不全是心理问题,而是牵扯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问题.思想咨询的目的就是专门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思想咨询与心理咨询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思想咨询的主要方法是哲学式的引导,主要途径有传统的在思想咨询室面对面的咨询,还有借助现代传播工具的手机短信咨询和网络在线咨询.     

提高认识注重实效努力开创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高校领导班子素质如何,对于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使之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才能实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为此,必须从高校的实际出发,深刻认识加强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努力开创高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苏姗·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浅析

苏姗.斯特兰奇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世界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基本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结构权力分析法克服了现实主义权力论解释国际政治权力的缺陷,是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大超越。因而,对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论的研究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标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我党执政的自觉理性发展成果,突出表现了我党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转变;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上,实现从"一元化"向"职能化"的转变;在领导方法上,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因此,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正确选择.     

心理学视域下的权力效应研究及其理论阐释

得益于社会认知研究范式的兴起,近二十年心理学视域下的权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权力效应是心理学关于权力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对心理学视域下权力内涵的演变和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重点分析了权力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带来的三大效应:消极效应、中性效应和积极效应,并对阐释权力效应的"接近-抑制理论""情境聚焦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和总结。最后指出,如何通过相关变量的约束制约和减少权力的消极效应,并有效激发权力的积极效应,是未来研究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强化联动与协商:民事执行中的检察权配置新探

"执行难、执行乱"的困境必需法院和检察院共同面对。化解"执行难",建立法院、检察院联动机制,借助检察院的侦查资源甚或直接将搜查权转移给检察院是较为适当的选择。"执行乱"问题并不是凸出检察权直接监督的理由。民事执行程序中检察权配置应当强化法院和检察院的联动与协商。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论侦查权的概念及性质

运用形式逻辑中“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将侦查权的概念表述为:侦查权是法定侦查机关,为了查明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一种国家权力。侦查权既不是单纯的行政权,也不是单纯的司法权,而是一种带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是其特殊属性,“国家权力”是其一般属性。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