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城乡结合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主要应抓住城区这个重点,着力构建快速反应、巡逻防控、社区防范、严密堵控、治安管理和后勤保障“六大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打防控一体化格局。     

基于不动产物权的社区治安防控研究

在治安防控诸要素中,物的治安防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更显突出。物包括动产物和不动产物。探究物的治安防控作用,应以不动产物为着眼点。物权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成为满足人的需求的直接冲动。在不动产物权的驱动下,物的社会治安防控功能得以充分显现。构建系统完善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发挥物的治安防控作用,是社区治理蓬勃发展的出发点、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以及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的动力源。     

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问题研究

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缘聚型和混居型两种聚居方式,并产生了侵财型违法犯罪高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间差异悬殊的冲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活动增多、易形成黑恶势力等治安问题。而城市空间改造、加强社区管理、充分发挥警察的防控作用、及时打击违法犯罪并做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是解决流动人口治安问题的重要途径。     

从疫情防控看社区治理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全面检验了我国社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及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探讨进一步应对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非常必要。新时代完善我国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区防疫工作的现状及完善路径探究

随着我国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突显起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社区通过制订社区防疫方案、开展信息网络建设、消毒隔离工作、组织社区防疫力量、实行网格化和地毯式管理,成为了群防群治和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平台。但社区在疫情防控中仍存在着信息化程度低、新技术应用少、过度防控、缺乏情感融入以及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的问题。因此应当采取应用新兴技术、开展适度防控、融入情感治理、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开展防控等措施,强化社区的各项功能,以更好地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当前北京市郊区流动人口管理站问题初探——对大兴区新三余村流动人口管理站的实地考察

北京市郊区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日益繁重,流动人口管理站在维护村内治安秩序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了流动人口、出租屋登记管理、法规政策宣传、治安处置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等职责,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缺乏经费保障、人员短缺、设备简陋和收费困难等问题,通过解决经费问题、争取流动人口理解和支持、构建社会防控体系、服务与管理结合等方式,努力推进农村社区警务中的人口管理工作。     

市郊结合部成片小区治安管控之探索

当前,上海市郊结合部成片小区存在治安问题复杂、刑事案件多且恶性程度加剧、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突出等问题。究其原因,群众缺乏高度的自防和互防意识;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相对滞后、管理乏力;基层组织战斗力和群众性治安联防力量不强和警力不足,疲于应付。因此,必须立足于长期作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党委、政府的领导,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健全防控机制,提高驾驭治安的能力;优先配足警力,发挥诸警种合力作用;强化队伍管理,增强队伍战斗力。     

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合路径与实践逻辑——以H市B社区为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仅政府在积极行动,而且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也有序参与其中。在社区层面,这些主体相互协作,构筑起了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政府嵌入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多方力量联合参与,并在参与防控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危机治理联合体。疫情防控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呈现出参与性、协同性、回应性和规范性的特征,在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危机治理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保定北市区的调研

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的有效治理,对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保定北市区边缘农村社区的调研中发现了三种典型的治安治理模式:依据内生规则形成的村民联防联治模式、依据外生组织规则形成的基层派出所片区巡防模式、内生与外生规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保安聘用模式。现存三种模式基本能够满足社区治安秩序稳定的需求且各具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完善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应做到:依托农村社区现存的多元规则,因地制宜进行建设;调动多元治安主体的积极性,努力整合配置性治安资源与权威性治安资源;全面构建文化、制度、财政多层次治安防控保障体系。     

新型城镇化下的湖南城市居民小区治安防控机制研究——以城新型小区为实证研究对象

湖南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城市的居住结构.在邻里陌如路人的新型居民小区里,治安问题凸显,治安形势严峻,治安防控任务艰巨.要有效治理当前湖南新型小区的各类治安问题,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立足湖南省情,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有效监管下,构建以居委会、社区警察、业主委员会、小区保安为综合治理主体,以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主要防控手段的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治安防控联动机制.     

试论社区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社区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是社区警务建设的核心问题,一个科学的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应包括防控主体系统、治安信息系统、物防技防系统、警备保障系统、预警预案系统和绩效评价系统,它的具体运作模式应建立社区一般性治安防范,对不安全隐患的早期干预和对案件、事件、事故的处置三道防线。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超网格化”治理——紧急状态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分析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之下,城市社区治理形态由社区网格化治理转变为“超网格化”治理。“超网格化”治理形态中三驾马车联动,网格员相互协作,构成“内网”,发挥了服务功能。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疫情防控,干部下沉社区,构成“外网”,发挥了管控功能。该社区治理形态能够促进主体间的协作,精准有效地定位居民需求,及时解决居民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这得益于党的强大组织化动员能力与新技术。但紧急状态下也出现社区参与主体之间合作不协调、居民参与不足以及行政化倾向等问题。     

精神病人的社区治安防控

精神病人的治安防控一直是困扰公安工作的难题.在社区警务工作不断深入开展的大形势之下,将精神病人的治安防控工作与社区警务工作相结合,是对其进行治安防控的新思路.在明确了我国公安机关对于精神病人管理范围的基础上,对当前公安机关精神病人治安防控中的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公安机关对于精神病人社区防控的工作方法,即通过建立专业档案管理、实现信息共享、突出日常预防工作、构建“四点一面”的防控制度和建立固化方案等五个方面对精神病人实现具体的治安防控.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治安复杂地区长效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城乡结合部为例

治安复杂地区是指地域形成相对特殊,公共秩序混乱,治安矛盾突出,治安问题长期存在,治安案件和警情持续高发,对本地区发展及周边地区乃至整体社会环境都有不良影响的地区。治安复杂地区具有复杂性、外源性、动态性的特点。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治安复杂地区,以北京市大兴区北五镇地区城乡结合部为例,大兴区公安分局对城乡结合部采取多种治理措...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公安机关应对社会治安新的挑战的战略举措。该防控体系应主要有社区治安防控、街面治安防控、卡口治安防控、单位治安防控和村街治安防控等五方面的内容构成,并在内部建立起信息预警机制、指挥机制、勤务运作机制、整体作战机制、责任考核机制,以有效整合防控资源,发挥防控功能的最优化。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治理视角下的拆迁安置小区社区警务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安置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管理的领域。由于地理位置、管理体制、居民素质及结构等特点，使得拆迁安置社区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治安防控工作任务较重。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给拆迁安置社区的治安防控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它的出现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并形成了网络化的结构，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但同时也应看到社会化参与不完善、社区自身自治能力过低等问题。     

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转向

当前,社区信息化已经基本完成了"面向业务"的建设,而"面向治理"的探索实践还在起步阶段。社区疫情防控是一项以板块为主,条线为辅,且需要与居民普遍互动的综合性治理工作。通过对南京市A、B、C三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社区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的功效有限。因此,社区信息化需要实现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的适应性变革,推进面向多元主体、多部门融合、统筹全流程各环节、同时关注机制体制变革的社区信息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