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集结号”

振兴乡村,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利川市聚焦乡村振兴,以党建引领加快推进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利川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选优配强乡村振兴“三支队伍”。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利川市抓住乡镇(街道)换届契机,在全市选拔年富力强,懂农村、知基层,忠诚担当干净的“三农”干部队伍。     

“能人”回村描绘“美丽乡村”

洪湖市大力实施“能人兴村”战略，探索在乡村班子队伍建设中，创新引入域内外“能人”这一“源头活水”，全面激恬“能人”效应，不断掀起“美丽乡村”建设高潮。     

大抓党建大抓基层的“黄冈实践”

从“五个基本”到“整县推进”,再到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近年来,黄冈市坚决贯彻湖北省委“强化大抓党建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在加强基层党建领域不断深化探索与实践,形成一批较有影响的经验。日前,本刊记者深入黄冈部分农村、社区、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采访,探寻黄冈持续建强支部的坚实印迹。     

“四位一体”优化党员管理

近年来，红安县针对党员教育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扎实开展党员建卡、支部建账、党委建库、县委建网工作，形成了以“卡、账、库、网”“四位一体”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有力提升了党员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1+1”大于“2”

带动乡村振兴发展,服务格林农业这一跨村大型企业,是联合党委的初衷也是核心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对此,我的感受颇深。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党委的同志们集中讨论了保洁员岗位分配事项,我印象十分深刻。产业项目工程给各村提供了工作机会,保洁员正是其中的一类。     

“乡村技术治理”的“三重追问”

“乡村技术治理”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三个视角。从其本质来看，它倡导运用“科学管理”塑造乡村治理体制，依托“专家群体”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借助“治理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从其价值指向来看，它强调以“科学管理原则”解构“经验管理”,以“专业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通过“治理工具的技术化”提高治理效能；从其实践举措来看，它需要推动“技术下乡”,促进“技术赋能”,以达到“技术赋权”的最终目的。     

珠海非公组织党建“全覆盖”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猛。目前,非公领域从业人数已达65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 的75%。为了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显示党员的先进性示范性,珠海市委努力探索建 立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党组织“全覆盖”工程,努力做到非公组 织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珠海市委坚持把“支部建在企业”与“支部建在行业”、“支部建 在社区”相结合,采取“建、联、挂、派”等多种形式,提高组建率,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经营比较 稳定的经济组织单独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不…     

从“离散”到“共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境及转型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条件。在传统“非共享”思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覆盖不足、主体单一、内容悬浮、方式传统、效果娱乐等“离散化”困境。因此,亟须以“共享”思路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保障乡村文化服务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信息基础与传统基础,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协同化、精准化、信息化、复合化,塑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共享式”供给路径。     

“三强乡镇”领跑振兴路

“乡镇是乡村党建的大后方,是乡村治理服务的中心,是乡村的经济中心,只有建强乡镇‘龙头’,才能实现乡村振兴。”黄石市委常委、大冶市委书记郝胜勇说。近年来,大冶市坚持“强村必先强镇”,全面加强乡镇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优化镇级综合治理和政务服务,推动乡镇产业发展,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抓好村级组织建设 夯实教育活动基础

浠水县以推行农村“一制三化”规范化管理为重点（“一制”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三化”即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大力加强村级组织阵地“五个基本”建设，为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顺利开局夯实基础。     

闽东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的调查与思考

福建省将以自愿移民搬迁的方式解决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群众贫困问题的工作称之为“造福工程”，闽东民族乡村是“造福工程”的最早实施者与受惠者。闽东各级政府在实施这一系统性工程的过程中，从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到筛选搬迁对象、组织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这一工程的考察与思考，旨在为我省今后的反贫困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青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径选择

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青岛市围绕“五个振兴”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为此,应强化平台思维整合创新资源,积极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平台;围绕“七大农业”狠抓项目投资,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聚力“莱西经验”的深化拓展,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聚力农村改革创新,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乡村问题如何“惊扰”了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人类学与乡村问题之间互动关系为例的分析

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这些“问题”对有着自身边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也表明了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们呼应并解答这些问题。因而考察乡村问题与一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分析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些“惊扰”，可使我们对中国学术的当下使命有更加具体的认识。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发挥“四个优势”,在乡村振兴中彰显统战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具有凝聚人心、服务发展、人才荟萃、促进和谐的独特优势,可强化乡村振兴的共识基础、产业支撑、智力支持、治理效能。     

找准“基层组织建设年”切入点

以晋级整建促进基层党支部创先争优。对后进支部，采取领导联点指导、部门驻点帮扶、专班定点整建、支部结对互助、选派“第一书记”等措施，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增强“谋发展、求跨越、促和谐”的责任感；对先进支部。突出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结对帮扶、结对共建”等形式，增强“作表率、当先进、共同进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对中间支部，制定全面提升的相关措施，明确目标方向，形成“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合力。目前，全县已有87个后进支部转化为中间支部，75个中间支部发展为先进支部。     

打造“幸福庄园”建设“美丽乡村”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统筹城乡联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白沙村委会是云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项目点，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示范点的纳西族群众致力于打造“幸福庄园”，建设“美丽乡村”。     

“支部建在班上”模式的运行成效研究

“支部建在班上”是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非常好的举措．对大学生的党建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支部建在班上”取得了使党员在班级更好地发挥先锋作用．班级党支部成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力量等一系列预期成效。     

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

农民主体缺位问题是贯穿中国乡村建设历程的实践困境。对于这一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农民主体缺位问题,基于反思性意识的解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乡村振兴激发的批判性认识,使这一困境真正从主观归因转向客观归因,行政因素成为焦点。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典型代表,中西部基层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发现,通过农民去参与性、农民被客体化以及农民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主体缺位。该问题形成于“行政替代自治”,包括行政包办取代社会动员、行政本位虚化农民参与,并由此造成了社会责任缺失、治理成本增加以及治理能力弱化等后果。基于此,乡村振兴阶段,需重新审视“谁的乡村建设”这一问题“,找回农民”,重建乡村建设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