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激励与信息——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与类型学分析

学界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存在对立的两大理论观点,两大理论观点的冲突原因在于过度侧重对激励有效性的分析,分析路径较为单一,缺乏打通研究领域界限的通盘考虑,因此难以对环境政策执行提供全面解释。本文在结合中国特有政策执行环境基础之上,综合已有文献中不同变量的影响,提出动机-激励-信息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归纳总结出8种执行类型。本文运用此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资本构建灾害防救多元参与机制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农村公共政策的悖论与绩效分析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镇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提升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目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软执行、慢执行、懒执行、乱执行等问题严重,这是由于政策本身与乡镇实际存在冲突、乡镇政府的责权不一致性和不对称性、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监督追责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提升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必须提升决策质量,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培育政策执行资源,增强执行权威和执行能力;更新培养选拔机制,提升执行主体的能力和素质;完善监督考核机制,优化乡镇政府执行环境。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政府兜底”: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进入频发期,对其管理构成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调查发现,政府作为第三方干预冲突时,为尽快化解冲突而对冲突方作出利益补偿。这是典型的"政府兜底"式政策工具选择。调查发现,基层党委政府在管理农村社会冲突时,只注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易操作性,而忽略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和政治性,为丧失原则、突破底线的政府兜底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层党委政府在冲突管理中遭遇的总体政治社会情境则决定了政府兜底的必然性。政府兜底是基层党委政府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针对政策工具做出的理性选择。     

关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机构是否合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素质,工作制度是否健全,决策是否正确等是通过政策执行结果来检验。政策执行是对决策目标进行实践验证,进一步完善决策。政策执行的效果是评估政策效益的客观依据,通过评估,改进政策制定和执行体制,提高政策效益。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直接实施的主体,如何有效的执行公共政策,是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涵义,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因素和解决阻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希望能对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原因探析

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政策的生命,在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终端的县级政府存在很多问题,选择性政策执行是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顽疾之一.如何分析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原因对于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欧博文(Kevin J.O Brien)就曾对中国乡村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进行过论述,他结合中国的基层情况和干部管理规则探析了我国基层选择性政策执行存在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选择性政策执行也有论述,将这种政策执行现象称作政策执行局部化.     

县级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资源探析

公共政策执行资源是公共政策顺利执行的外部保障。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资源存在资源不足、分配不均、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改善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资源的现状，要改善政策执行资源的分配机制，提升县级政府的资源利用率，鼓励县级政府自主创造和汲取更多的政策执行资源，实现我国县级政府高效、公正地执行公共政策。     

政府形象建设: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执行主体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 ,而这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的形象。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首先要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改进政府形象 ,以此增强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削弱行为及其提升路径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由于利益错位以及政策执行要素缺失,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存在着政策僵化执行、迟缓执行、截取执行、变相执行等削弱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行为。完善政策执行客观机制、提升政策执行能动因素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利益对于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政策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从根本上受利益驱动,主体利益矛盾或冲突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不对利益的本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很难理解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动力,更谈不上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利益分析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原则。     

多重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失范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和落实的保证.随着公共政策的分配功能和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强,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各种改革政策的利益调整力度加大,政策在执行中更容易出现变形以及偏离目标.因此,加强政策执行研究,对于提高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保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擦边球”行为的制度分析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中央政府不可能制定出高度完备的政策，地方政府频频在政策执行中利用政策本身的弹性打“擦边球”，由此引起了对地方政府政策拙彳亍中‘镲边球”行为的思考。本文将探讨“擦边球”行为的含义以及它出现的原因和对政策执行及其效果的影响。据此，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擦边球”行为进行制度反思。     

浅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过程中,是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各种力量综合而成的整合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高低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统治的合法性。然而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目前地方政府存在政策执行力不佳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政策实践中要求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创新,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行政层级与政策执行失效

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原因很多,但探究政策执行失效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政策执行失效主要发生在哪些政府中。本文认为,不同的行政层级在政策执行中体现不同的特征,政策执行失效并非发生在所有层级的政府中,而是主要集中在省级以下政府。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措施的冲突、执行者应有信念与实际利益的冲突、执行中主观伦理责任与客观制度性责任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关键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在重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归位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化,实行以德行政从而达到二者的有效调适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