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已不能满足秘密侦查实际需要,为规范和控制侦查权、保障人权,为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必须对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范围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可采取两种立法方式:一是宪法和刑诉法授权侦查机关各自单独立法来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二是在刑诉法中将所有侦查机关的秘密侦查行为共同加以规定。同时,应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的比例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审批原则;规定秘密侦查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规定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批准主体和监督主体、实施期限和延长程序,以及秘密侦查记录的销毁制度;规定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人权保障原则在疑罪从无实例中的缺失——一起疑罪案件审理引发的人权保障思考

宪法确立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为刑事诉讼法提供了宪法依据和指导,在疑罪从无案件中遵循正当程序,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注重国家刑事赔偿这一公民权利救济程序,是人权保障制度的要求。在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刑事诉讼程序及国家刑事赔偿救济条件等方面逐渐完善疑罪从无制度,有利于人权保障宪法原则的实施。     

侦查比例原则论

源自警察权力限制要求的侦查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方面。适当性原则要求侦查措施必须与侦查目的紧密关联，必要性原则表现为强制侦查作为任意侦查的例外形态而存在，狭义比例原则以权利保障为取向，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利益与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平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尚没有充分体现侦查比例原则。从法治国家建设方略和人权保障要求出发，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确立侦查比例原则。     

论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根据侦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相对人自愿配合为前提而对侦查行为所作的分类。强制侦查因其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潜在威胁而要求在实践中遵循相应性原则、法定性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我国应当完善强制侦查的立法 ,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和完善的强制侦查救济制度 ,以实现强制侦查构造的法治化。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职权侦查原则视角下侦查启动规则的完善

职权侦查原则明确了侦查犯罪对国家机关既是权力亦是义务,侦查机关应主动行使职权,开展犯罪侦查。因此,其是构建侦查启动理论和规则的指导原则。侦查机关虽然存在侦查启动裁量余地,但在特定情形下必须启动侦查。在我国侦查立案启动模式下,侦查启动的条件包括程序性条件和实体性条件。在实务中,对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的情形一般无需过多关注,而对其不启动侦查程序的行为必须重点关注,构建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以防其怠于履行职责。     

侦查机关“不得夜袭”实施强制措施论——以《行政强制法》对夜袭的限制为出发点

＂不得夜袭＂的规定是行政强制法的一大亮点,违法夜袭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重大侵害,并违反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应借助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对刑事侦查强制措施＂不得夜袭＂进行规定。其内容包括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应承担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后果,并对特定情形下侦查机关实施夜袭的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定,以及侦查机关违法实施夜袭后应给予当事人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双重救济途径。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论侦查资源的配置与侦查效益

科学的侦查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模式下,侦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侦查效益的低下。较高的侦查效益必须建立于合理的侦查源配置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侦查体制中警力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于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警力资源投入上的缺乏理性。在刑事诉讼法治的语境下,侦查权力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系来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领导权力。从控辩关系来分析,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辩护性调查权力。在现代社会里,要拓展侦查资源,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从而提高侦查效益。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我国侦查权限划分原则初探

侦查权限划分是一个确保法律严肃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工程,明确侦查权限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侦查权中各种具体权能的功能与作用,而且有助于区分法律责任、有效落实人权保障原则、促进科学侦查的进程。根据我国侦查权配置理论及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侦查权限划分应当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权力与职责相匹配原则;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原则;权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原则;权力强度与程序繁简程度成正比原则;权力效益最大化原则。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侦查手段的适用原则

由于侦查权是国家赋予专门机关追诉犯罪活动的一种强制权,如果不加以规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为此,对于侦查权的行使,尤其是侦查手段的使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概括并在具体条文设计中规定任意侦查原则、强制侦查令状原则、比例原则、禁止先行传讯原则。     

侦查程序价值论

侦查程序有其独特价值,这种价值是法律价值在侦查这一法律程序上的特定化,但是不能将法律价值或诉讼程序价值直接套用为侦查程序价值,侦查程序价值有其独特范畴和个性内涵。侦查程序价值包括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个范畴。侦查程序的外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公诉和审判基础、权利保障、犯罪控制、效益实现等方面;侦查程序的内在价值主要诉求于侦辩双方平等对抗、侦查程序恪守法律运行、侦查程序多方主体参与、侦查程序相对独立、侦查程序适度公开、科学技术广泛应用等方面。     

对人民警察留置盘问权的法律思考

留置盘问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人民警察当场强制扣押违法犯罪嫌疑人 ,对其进行讯问查证的重要权力。留置盘问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双重性质 ,其具有当场性、临时性、嫌疑性的特征。为在实践中正确适用留置措施 ,避免适用不当给公安机关带来负面影响 ,有必要对留置这一强制措施的性质、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等问题 ,在相关程序法中予以进一步规定。     

侦查权的正当化

侦查权事关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实现。宪政背景下，正确理解侦查权的性质，对侦查权的合理配置和运行极为重要。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合理配置侦查权、妥善规定配套措施是完善侦查权的基本策略。     

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检察权配置不足导致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乏力,审判活动监督弱化及公诉权赢弱,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和诉讼效益。应重新配置检察权,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实现对公职人员遵守法律状况的刚性监督;完善侦查监督权,实现权力制衡;实行强制侦查行为检察批准原则,保障公民法律安全。     

侦查催眠之于特定犯罪嫌疑人的适用初探

侦查催眠在大多数国家被禁止适用于犯罪嫌疑人,但笔者认为侦查催眠对特定犯罪嫌疑人有适用的可行性。对特定犯罪嫌疑人适用侦查催眠时,要遵循必要性原则、自愿性原则和目的性原则;要符合严格审批手续、聘请专职催眠师、全程录音录像等程序规范;要注意催眠前记录供述、避免有关案情的暗示性提问、辨识伪装被催眠的现象等。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