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及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是由法律所规定,它体现立法者对刑事证据的干预。合法性的标准要求刑事证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理性化。对于证明能力,法律上有两种限制方法。刑事司法人员在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时要注意,内容和形式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收集与提供主体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排除;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建立与完善我国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应是立法机关当务之急。     

诱饵侦查的合法化及其法律规制

诱饵侦查在我国侦查实践中时常运用,但却没有法律根据,甚至有违现行法律规定。诱饵侦查是一种利弊共生的侦查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以防止诱饵侦查的滥用,而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法律应严格限制诱饵侦查的适用范围,明确诱饵侦查适用的前提条件,限定诱饵侦查的诱惑程度,确立对诱饵侦查的审批和监督程序,允许被告人以非法诱饵侦查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排除非法诱饵侦查行为所获证据。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刑事证据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围绕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诉讼法学界曾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内涵作过诸多阐述,但很少对其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行过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从立法、逻辑的角度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阐述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存在的不合理性。     

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及分类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是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造成学界在构建排除规则不统一的原因主要为：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认识不统一以及对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没有全面认识。对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即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进行尝试，并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作一个分类，可以为学界在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提供参考。     

非法诱惑侦查中诱惑行为定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在隐蔽性犯罪中经常适用的侦查手段,对非法诱惑侦查应予以禁止,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对追究引诱者的刑事责任持谦抑态度。我国对引诱者追究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根据引诱者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决定是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引诱者实施非法诱惑侦查时,由于既缺乏刑法上教唆犯的故意也缺乏实行犯的故意,不成立被引诱之罪的教唆犯或共同正犯。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可资适用的罪名主要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线人实施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一般不成立犯罪,只有在线人以获取奖金等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诈骗罪。     

侦查错案与证据运用关系之考量——侦查学视角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分析

近年来,侦查错案层出不穷,证据因素是侦查错案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刑诉法的修改,虽对案件侦办过程中证据的运用进行了相关立法完善,但仍存在一定问题。鉴于此,以证据角度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典型刑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和总结新刑诉法实施后,侦查实战部门在取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规范刑事证据标准、明确刑事证据采信规则、严格非法证据排除等角度,为减少因证据而导致的侦查错案问题提供和参考。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现场勘查正当程序问题研究

在人权保障和正当法律程序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通过现场勘查获得的物证来证实发生的犯罪更显重要。现场勘查是法律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诉讼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按照具体的程序进行;否则就很难发挥诉讼功能,所获得证据就不具证据能力,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     

侦查谋略中欺骗的运用及界限——以审讯为切入点

侦查谋略带有静态和动态意义上的欺骗性质，使用不当将构成违法取证行为。其所获得的证据也可能因此遭到排除。而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侦查活动的对抗性。使得欺骗性侦查谋略在整个侦查活动中的运用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对侦查谋略中欺骗手段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分十分必要。在侦查过程中，欺骗性侦查谋略的使用应该严格控制在合法范围内，以确保所获供述的真实性。     

盗窃犯罪案件的证据调查

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形态,具有明显的隐蔽性特征,该类案件的各种证据的收集要做到科学、缜密,对获取的证据要认真进行审查,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要准确运用所获证据。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创新规定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实践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因难以满足排除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程序失灵"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在于足量掺入确保诉讼功能平衡、增强排除诉讼特性的要素,以规避潜在的"任意排除"、"关门排除"、"自我排除"、"差异排除"风险。具体设置上,一是可对应非法证据排除的两种不同排除模式,分别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二是应以确保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功能的适度动态平衡为设置标准,审慎、合理地拟制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     

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问题愈来愈成为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因而，正确、全面、完整地对刑事非法证据进行界定意义重大。我国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具体包括获取证据的手段、方法违法的实物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的和提供的实物证据等类型。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切实加强严格执法工作,确保严打整治斗争实效

坚决执行党中央作出的2001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决策.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要看在严打整治斗争中能不能做到严格公正执法,能不能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时限办案,切实提高侦查破案、调查取证和审讯等环节上的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依法从重、从快和稳、准、狠地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刑事错案探究——兼及证据与刑事错案之关系

刑事错案伴随着刑事司法制度的始终。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由于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证据作为一个核心因素,始终与刑事错案相伴相随。两者的关系可以从刑事证据法律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运用程序和不同证据形式四个角度加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