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关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

我国有倾向于质的差异说、倾向于量的差异说、倾向于质量差异说及双重性质说等四种较具代表性的行政犯性质学说。在我国,对行政犯性质的认定,则既要在立法上区分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仅构成秩序违反行为,又要在解释论上解决行政犯是否排除部分普通刑法总则的适用问题。     

论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无效行政行为问题一直来引起充分重视，目前立法对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也未作具体区分。我国立法现状和不区分无效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存弊端，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是立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无效行政行为问题一直未引起充分重视，目前立法对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也来作具体区分。我国立法现状和不区分无效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存在弊端，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是立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聚众哄抢罪的多视角分析

聚众哄抢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其立法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该罪作为一种聚众犯罪,是必要共同犯罪,聚众者和积极参加者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聚众哄抢罪属于不纯正数额犯和开放性数额犯,对于数额较大和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二者居一,即可定罪。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本罪与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界限。对于多次实施聚众哄抢行为,但是每一次又都不构成犯罪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应以多次实施行为的总数额计算,如果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则构成犯罪。聚众哄抢罪以结果定罪,所以在犯罪过程中不存在犯罪预备、中止形态。在立法上,对聚众哄抢罪还应作进一步完善。     

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司法困境与改进路径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与非法狩猎罪难以区分以及与行政立法的内容存在冲突的问题。学界认为该罪属于"行为犯"的观点并不合理,该罪是"结果犯"。对此,应基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以行政法划定的违法范围为基础,结合违法二元论的实质违法性标准进行罪与非罪的刑法评价同时,还应强调刑罚的行政从属性,构建有梯度的责任体系。     

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的界分

大陆法系刑法国家(或地区)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出发来区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传统观点在纯正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区分问题上主张"罪名存在标准说"、"修正说"和"罪名个数标准说",无论哪种观点无非都是以罪名这一形式特征为标准并不具有科学性而无法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进行准确区分.划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应当从实质的角度,并以个罪在构成上的特征为切人点进行.作为纯正身份犯都具有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而不纯正身份犯相对于基本构成要件之犯罪而言需具备"主体的超过要素".     

论法定犯出罪机制的建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自然犯，法定犯出罪更难。探究背后的原因，实体法上缺乏针对法定犯完整的出罪体系，导致法定犯出罪渠道不畅。鉴于此，应当以刑法谦抑性作为法定犯出罪的指导理念，以犯罪概念与法定犯的独特性为基础，在坚持犯罪认定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基础上构筑针对法定犯的层层阻却出罪体系：刑事违法性阻却——社会危害性阻却——应受刑罚性阻却。应确定行政规定不适格、具体行政行为、欠缺法益关联性、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法定犯的出罪事由。     

试论抗税罪的行为方式及犯罪形态

本文从抗税罪的立法演进入手,分析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认为两者的区分应以刑法规范中一定的身体运动为标准,在抗税罪中作为与不作为这两种行为方式是并存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认为对于它们的区分应以特定的法律义务为标准,抗税罪的实质是拒不履行缴纳税款的义务,应属不作为犯。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

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以作为方式实施的作为犯,二者在存在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各不相同,但在价值结构上,二者满足同一犯罪构成,共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同一罪名和法定刑。此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问题。为使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性判断更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以具体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为标准进行认定,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综合判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     

转化犯的立法价值与立法例的理性反思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转化犯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转化犯的立法价值在于，体现了罪刑均衡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符合刑法谦抑性、解决了实践操作难题。以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转化犯分为以严重结果为转化条件的转化犯、以犯罪条件为转化条件的转化犯、以犯罪行为为转化条件的转化犯三大类。通过仔细分析三大类转化犯的立法例，现今立法的不足得以呈现，需要在立法技术上予以逐一应对。细化转化犯相对应的罪名，体现罪刑均衡。     

论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区分标准

不能犯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具有行为的危险性。但由于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错误致使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因此既遂不能是不能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与能犯未遂的重要区分标准之一。既遂不能的原因可以分为手段错误和对象错误两种情况。     

论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在于对结果犯与危险犯的抉择。目前立法对污染环境的犯罪采用结果犯，处罚不力；将其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应提上立法日程。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的不同认识，表明补充修订该条款具有必要性。单位环境犯罪方面存在的实务问题是大小单位处罚上不平等，以及混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针对之，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论处”的立法机理探析——兼论刑事立法中的立法推定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定罪处刑在立法机理上不属转化犯的立法例,而是立法推定。其价值取向在于,通过立法过程中的推定实现司法过程中的便宜和统一。与此类似的立法推定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浅谈阴谋犯与预备犯的关系

阴谋犯是指两人以上就实行特定的犯罪进行谋议、达成合意的犯罪形态。阴谋犯与预备犯在本质上都是着手前的未完成形态,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阴谋犯的阴谋行为与预备犯的预备行为是各自独立的准备行为。但它们的独立性仅体现在行为样态的区分上,而不在于本质上的差异,即它们统一于"准备行为"这一本质——两者自然属性相同,社会属性等价。立法区分阴谋犯与预备犯有直接和深层次原因。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罪论”之探析

结合我国转化犯理论来对《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考察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及转化犯理论,《解释》第6条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二是“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没有区分不同情形,不适当地扩大了打击面,应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试论犯罪中止与其他犯罪形态的竟合

犯罪中止与不能犯未遂的竞合,应以行为的“有效性”为尺度,判断其是否成立中止;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既遂竞合的处理,既不能违背中止制度的立法初衷,又应区分二者在行为性质上的联系,同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具体情形,分别对待。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以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上,尽管立法上还没有引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关键,是其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关键。     

对法定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定犯是相对自然犯而言，为传统分类标准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定犯的数量已远远超过自然犯。因此，有必要对法定犯的概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定犯的立法模式、范围限定、处罚原则等问题。     

论监守自盗行为的定性——身份共犯罪名认定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于监守自盗行为的定性问题一直未获得统一意见,这一方面既有司法者对于是否"利用职务上便利"的理解不同的原因,也有司法解释对于身份犯、非身份犯同样行为的定罪标准规定不一致的因素。定量又定性的立法模式导致司法中唯数额倾向严重,对各罪的实质危害性的认识不同,使得普通侵财与职务侵财行为之间的区分一直未能统一,由此产生的法条竞合问题的解决应当严格根据法条竞合犯的构成,对未成立法条竞合犯的情形,应仅适用所能构成的犯罪;在法益可以受到同等评价和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将普通侵财与职务侵财的定罪标准统一、罪名统一,将职务侵财作为法定加重情节予以规定;待条件进一步成熟,可以将平和方式侵财的盗窃、诈骗、侵占行为统一罪名,可以更好的保护法益、方便司法。     

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对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反思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备受关注。立法的积极并不意味着需要坚持积极刑法立法观，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三大理论预设存在疑问，易于陷入犯罪化扩张的危险中。刑法立法与国家任务相关，不能越过法益保护原则而强化国民对刑法的忠诚。刑法观是刑法立法理念的体现，包含在刑法类型当中，以刑法类型为主线讨论刑法立法发展方向更具有解释力。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任务的时代改变，法定犯大量增加成为刑法立法的重头戏，现代刑法需要被植入新的基因，提倡与实践社会刑法，中国刑法之未来发展方向终将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共生格局：对自然犯采取市民刑法，对行政犯采取社会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