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建设

“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建设旨在从社会层面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产生的实践背景和管理模式的转变，探索“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建设路径，对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社会复归视角下中国戒毒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干预路径探究——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

我国戒毒治疗社区实验始于20世纪末“美国戴托普治疗模式”在昆明的移植。随着戒毒者复吸率的持续上升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化，深圳等地于21世纪初提出“无毒社区”概念，尝试探索治疗社区的本土经验。在回顾中国社区戒毒历程后，文章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探究社会复归理论下中国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实务路径。研究发现，在戒毒者回归社区的自立自强中，需要积极建构互助型治疗社区的外部支持环境。同时，透过个人层面的激发改变动机、强化认知行为、重建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以及环境层面的同辈互助、同事互助、自组织互助、正面文化营造等实务干预路径，社会工作可以协助戒毒者实现从“排斥”到“复归”。     

国外“人员一组织”匹配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组织创新管理思路，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人员在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愈加凸显。如何为组织甄选合适的人才，使人员和组织之间达到最优匹配，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着眼于国外研究成果，从人员进入组织阶段、人员与组织的社会化实践阶段、人员与组织长期磨合形成的结果这三个层面对国外“人员一组织”匹配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并就国外“人员一组织”匹配研究做了一个小结，以期对我国“人员一组织”匹配研究提供借鉴。     

乡村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悬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

乡村数字化转型逐渐催生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这使得原本深嵌于传统治理中的结构与过程从中脱嵌出来。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出发，技术嵌入与乡土性的对立、政府组织的独角戏、传统乡情和文化的相斥与数字生态的整体不适，使得乡村治理情境与数字化转型愿景相割裂，带来了乡村数字“隐秩序”与治理悬浮。乡村数字治理迫切需要在地性的内生力，从“技术”到“生态”的系统建构，能有效推动形成“技术-组织-文化-生态”层面的制度联结，实现乡村治理与数字转型的关系再嵌与实践联合，进而为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生态性支持以及可持续的承诺。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

在矛盾突显的后危机时代下，“再工业化”的提出是美国坚持“领先战略”的本质要求，是在新能源革命催化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结果，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战略”和改善自身经济的失衡程度。文章基于对美国“再工业化”的几点认识，认为美国“再工业化”在微观层面上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构成了冲击效应，分解为壁垒效应、锁定效应及倒逼效应。为此，在后危机时代下，我国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应逐步由模仿导向到创新导向转变，增强创新能力，以应对“美国制造”的替代性挑战和规避“模仿陷阱”。     

“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     

谈“说”与“做”

不知有多少名人、专家对“说”与“做”进行过深刻且透彻地分析和描述,我也不妨谈点看法。 “做”与“说”到底谁该“主”谁该“次”呢?任何事物决不能将其脱离生存环境而孤立地评价它的好与坏。我们要是将它们放入不同的环境或氛围、不同的情况中去分析研究,就会得出以下几种不同的结论:光说不做,多说慎做,少说多做,不说只做等。     

日本民事审判的IT化和AI化

日本推进民事审判IT化和AI化的目的在于促进审判的公正、迅速且易于利用，以提升普遍接近正义的程度。为此，2018年日本发布《迈向审判程序等IT化的总结：以3e实现为目标》的报告书，提出IT化目标是从诉讼提起至终结的全面IT化，具体路径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实现“e-提出”、“e-法庭”、“e-事件管理”，这三个层面的实现一方面需要逐步克服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的障碍，另一方面会迫使民事诉讼在基本原则上做出某些调整或变化。AI化是IT化的必然结果，但AI化主要是辅助法官进行审理或判断，要实现AI法官则存在各种现实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

“新闻为谁服务，由谁来办”是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永恒实践命题。从新闻价值归宿层面上讲，回应此命题的路径无外乎：“新闻由精英来办，为精英服务”，即所谓“精英办报”，或“新闻由群众来办，为群众服务”，即所谓“群众办报”。从逻辑缘起看，“群众办报”是对“精英办报”无法满足时代需求的一种新闻代偿，放在社会历史进步视景中看，它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中的新闻必然表征。     

改革动力：从“得利”到“便利”

前三十多年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得利”即国家采取了诸多促进改革的特殊政策，形成了“谁改革谁有利，先改革先得利”的局面。但这种改革路径也会产生必然的副作用和代价。由于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用“谁得利谁改革”的机制来推动改革，相当于用一种生产私人品的逻辑来生产公共品。这种改革的逻辑会导致经济运行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并且导致各个领域中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利己就推动改革，无利就阻止改革，给进一步改革设置障碍。     

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层面注重培养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和政治风骨；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层面强调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层面坚持“于法周延，于事有效”原则，创新巡视制度；在“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层面强调要德才兼备、“立公道”；在“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层面注重强基固本；在“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层面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培育良好家风；在“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中加强中华传统廉政文化教育，坚持克己为公、廉洁自守，体现了新时代党建工作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理论阐释大众化的时代特征。     

信息因素与毛泽东的决策探析——以“三反”运动为例

信息作用贯穿于决策始末，是决策做出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发动、发展、运行调整，都直接源于对信息的获取、深入及其拓展。从信息与决策关系的微观层面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决策做出的深层次历史原由，了解信息因素对毛泽东做出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为新时期建立科学的信息决策机制提供历史的借鉴。     

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近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各种挑战催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现实主义新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学术推动主要源自现实主义在分析层面的技术折中。为摆脱危机，无论是朝向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还是修正原有的体系结构理论，现实主义都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供选择。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浮现，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研究向社会学本位的回归，也可看做是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重振。     

理解邻里社区中的“公民合供”:社会动机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公民合供”对解决社区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以及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基于合供理论与自愿合作行为理论,以社会动机作为核心前因变量、以“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环境-社会动机-公民合供-公民合供结果”为主线的社区“公民合供”分析框架,梳理邻里社区情境下“公民合供”类型、发生机理与路径,发现:社会动机应该成为理解“公民合供”的关键前因变量,也应该成为社区“公民合供”激励方案的重要着力点。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合供中的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中的组织结构和特色治理方式进行重点关注,尤其需要注重对邻里社区中“群体合供”及其结果的考察。     

中国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之间边界模糊、利益碎片与共同利益之间难以聚合、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之间接口缺失、“代理人”与“代言人”之间的角色冲突，导致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进程中政治协调的障碍生成。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制度安排、区域战略是区域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政府职能、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是区域政治协调的主要层面。区域的公共利益平台、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是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快审严管”而非“降低门槛”:告知承诺政策执行的有效路径

作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创新型举措，告知承诺政策通过在审批理念和审批方式层面的改革，以行政相对人的承诺代替(或暂代)证明材料或行政审批，将监管重心从事前转向事中事后，显著加快了行政审批速度，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告知承诺政策绝非在审批条件、要求、标准层面“降低门槛”,而是“快审”与“严管”并存的有机整体。告知承诺政策执行应当坚持“快审严管”的有效路径，通过优化政策语言、明确放宽审批的快审正解，规范审批流程、切实保障快审的程序正义，重视严管成效、坚决维护快审的结果正义，强化技术服务、助民众积极合理适配快审，努力减少来自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影响，持续升级告知承诺政策执行的质量与水平。     

浅谈天津电子政务的现状及发展策略

电子政务是涉及技术、管理、组织和制度等层面的系统工程,建立完整的电子政务的体系和标准是打造“数字天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办公效率的有效途径。当前.天津电子政务建设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行政管理造就“生态环境”和“作用空间”,将电子政务发展纳入良性循环之中。     

社会活力论视角下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困境分析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出台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但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困境问题。从社会活力论的视角看，大学生“村官”计划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体、资源、制度、精神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因素的匮乏。不断激发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是大学生“村官”计划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