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维空间下的准行政行为

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外的社会组织在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依法作出的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由于公共行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行使公共权力。鉴于这类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从主体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准行政行为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探讨某些社会公共组织行为的法律定性,有利于进行类别化研究,可以有效解决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的国家责任探析

国家责任是国家历经不同阶段逐渐演进而形成的制度。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任务履行主体和履行方式的变迁促使国家责任形式发生转变。公私合作执行行政任务中,国家责任分两种类型: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和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包括两种情况:其一,私人属于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私人承担国家责任;其二,私人属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由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责任。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国家责任,国家责任表现为行政机关负担保责任。     

我国行政追偿制度建构

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权对被追偿者来说是一种重大过错行政责任,与民法中的追偿制度有本质的不同。追偿权的行使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必须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行政侵权的实际主体是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公务人员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已代表国家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费用或履行了赔偿义务;行政公务人员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此外,赔偿义务机关在行使追偿权时应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并应将追偿争议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     

行政失职及其法律责任

行政失职既指行政主体没有行使其职权,更主要的是指没有履行其职责,包括程序上的不作为即未启动履行程序,也包括履行实质内容未满足具体行政职责各要素的要求;既指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也包括没有履行因行政契约、行政承诺、内部行政规定等原因而产生的行政职责.追究行政失职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除了考虑对相关公务人员予以制裁以外,还应明确作为组织的行政主体的责任,还应考虑完善其救济和补偿功能,明确行政主体的损害赔偿责任.     

私人违法行使公权力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透过公私合作视角考察

现代行政任务日趋繁多复杂,行政机关不得不寻求与私人合作共同完成行政任务,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行政任务,行政机关授权或委托私人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包括公权力的行使,私人开始行使部分公权力。国家赔偿主要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者,私人违法行使公权力亦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行政裁量概念探讨

行政裁量从其本源来看是法定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中列举的不同行政权利的行政方式进行衡量比较,从而选择出一种最佳的行使方式。行政裁量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选择的过程。行政裁量权和行政裁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进行选择的权力,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量权进行的选择活动,两者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学范畴。     

行政组织法上若干概念之辨析

行政组织法上的核心概念为行政组织和行政主体。这两个概念构建的出发点不同，前者偏向行政组织法，后者偏向行政救济法。行政组织与行政主体的内容多有交叉。行政组织从组织形态入手，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公法人（国家、地方除外）、公权力的受托人（自然人和私法人）、私法组织的行政主体、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行政主体则从法人资格入手，包括公法人、公权力的受托人（自然人和私法人）、私法组织的行政主体、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     

行政追偿制度构建之维

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权对被追偿者来说是一种重大过错行政责任。行政追偿权行使的条件须是行政公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行政公务人员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已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费用或履行了赔偿义务,行政公务人员主观上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要完善行政追偿程序,并放宽相应救济渠道。     

论私人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

我国行政主体制度对行政主体的范围规定仍然过于狭窄.确立私人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是完善我国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路径.私人完成行政任务,行使公共权力,应赋予其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机关授予或委托私人行政任务分为私人受托以行使公权力方式完成行政任务和私人受托以私经济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两类.公权力的行使对公益与相对人权益影响较大,因而赋予私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应受功能保留、国家担保责任、强制力国家垄断等原则的制约.     

论行政主体资格

行政法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有权实施行政管理行为",即谁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行政主体资格的确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行政主体资格,才能确定行政行为的效力,才能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在我国,国家行政机关承担着主要的行政管理任务,是职权性行政主体,同时,一些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条件下也拥有行政职权,成为授权性行政主体.确认行政主体资格的方法在于两方面一是行政职权的来源.行政职权及其具体性质是确定行政主体资格的根本标准;二是行为的性质.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其他行政主体,只有实施行政行为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简论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观念与能力

依法行政的推进必须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观念转变和法律素质提高形成良性互动;应当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素质的培育,不断提高其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使依法行政真正成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的行动。     

政府执行力与行政文化的隐性链接

“执行力”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执行力的强弱关系到一个政府管理效率的强弱。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效力,政府的公共政策和战略决策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加强政府执行力可以从多重角度考虑,尤其要注意到行政文化对政府执行力的潜在影响。从行政文化的角度出发,创建“执行力文化”,是提高政府执行效力的良好途径。     

行政权正当性流变的法治意义

传统行政法理论下,行政权的正当性源于立法权的民主正当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下行政法治发展的需要,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发生了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行政法治具有重要法治意义。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程序和谐关系之构建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是两种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二者在实体上相互区分的同时,在程序上又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二者都可针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基础上,表现为程序上的排他关系、并行关系或优先关系,其中以命令前置为原则的程序优先关系是一种和谐的程序关系．它不仅体现了执法手段从轻到重的和谐,也体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构建这种和谐的程序关系对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的执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研究之五

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执行程序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以及限期出境、驱逐出境等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执行。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治安案件调查和处理活动中,执行程序是最终程序,执行工作的完成标志着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终结。     

浅析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行政行为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树立行政权威，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提高行政效率以及确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效力，可能使得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如果侵犯行政相对人代表的个人权益，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应从坚持有限公定力说、规定抵抗权、完整界定无效行政行为、依赖行政程序法等方面来解决个人权益受损的问题。     

行政权特征与规范

行政法治的途径之一是加强对行政权的限制,但行政权行使的诸多方面却是与法治无关的,或者是法治所无法彻底解决的,这一点可以从行政权的固有特征中揭示出来。因此,行政法治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上简单的限制,而是应努力寻找到行政法治的真实对象和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