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必然性研究——从《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一条谈起

<刑法修正案(七)>第11务的规定再次把过失危险犯这一极富争议的问题推向前沿.探讨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在理论上首先必须厘清两个问题:与刑法谦抑主义的关系及与刑罚目的的有效实现的关系.我国当前过失犯罪面临的严峻形势、过失危险行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及现行刑事立法对过失危险行为惩处的缺失分别从应然和实然的层面决定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必然性.     

论单位过失犯罪

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单位犯罪行为激增 ,其中也包括单位过失犯罪行为 ,这决定了单位过失犯罪的客观可能性和刑法价值性。单位意志深层次的因素是违法性意识 ,违法性意识说应作为肯定论的理论基础。以单位过失犯罪的主体特征、主观特征、行为特征来界定单位过失犯罪范围 ,一定范围内的单位过失行为应予犯罪化。单位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由单罚制过渡到双罚制更为合理     

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在立法上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但在刑法理论上,过失危险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中外刑法学界仍有分歧。就过失危险犯与传统过失理论的关系,过失危险犯与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的关系以及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适用条件,过失危险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三个角度着眼,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混合罪过浅探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罪过的形式，将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犯罪的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这对于准确地认定犯罪，区分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正确地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认定某些案件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哪种故意或过失时，其界限不好把握．这类案件往往发生争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来看，往往是因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其主观心理状态既有故意因素，又有过失因素，或者两种故…     

论共同过失犯罪与监督过失

我国现行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对于共同过失的犯罪，我国刑法不视为共同犯罪予以处罚，但是，共同过失犯罪同共同故意犯罪一样，应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而在监督过失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不属于共同过失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与监督过失

我国现行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对出于共同过失的犯罪，我国刑法不视为共同犯罪予以处罚，但是，共同过失犯罪同共同故意犯罪一样，应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而在监督过失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不属于共同过失犯罪。     

中国的过失危险犯立法——实然与应然的双重考量

我国现行的过失危险犯立法存在着刑罚偏重、范围过窄的不足.从应然的视角看需要增设交通、建筑、采矿等高危领域的过失危险犯罪名,在刑罚配置上应多采用短期自由刑和罚金刑,在条件具备时尽快规定资格刑.     

过失危险犯与环境犯罪

过失危险犯是自产业革命以后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的 ,其存在是对传统过失犯罪须以“一定的实害结果”为必备要件的挑战。在环境犯罪中引入过失危险犯 ,不仅是由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所决定 ,而且体现了刑事法律重在预防的立法精神     

过失危险犯的犯罪化初探

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国内外大量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表明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之趋势。本文拟从国内外过失危险犯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我国刑法典中的过失危险犯提出立法完善之建议。     

浅议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不仅只有故意一种,共同过失亦应纳入到共同犯罪之范畴。共同犯罪应表述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和共同过失犯罪。其中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由于共同怠于履行注意义务、监督责任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应追究其共同的刑事责任。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3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一个游走在罪刑法定边缘的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问题研究

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它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一方面,法律明确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并用刑罚予以禁止,从根本上说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属于概然性规定的堵截条款确立的具体罪名,法律对其客观方面行为的描述没有超过对罪名的概括,确实有违刑法明确性之虞。如此一来,正确界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成为当务之急。     

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评析

增设危险驾驶罪是在没有充分发挥行政处罚效用的情况下作出的立法选择,是没有理性分析民意的结果,因而立法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基于对刑法最后手段性的违背,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危险驾驶罪的设立意味着投入高昂的刑法成本,而收获较低的刑法效益,因而违背刑法的经济性;危险驾驶罪的设立缺乏正当性。     

危险驾驶行为刑事规制问题研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之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一系列严重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发生,危险驾驶问题已经成为颇受世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现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存在着对危险驾驶行为界定不周延、规制不全面、罪名针对性不强以及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弊端。要完善相应立法,应当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和过失危险驾驶罪,修改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同时保持三罪名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以确保刑罚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的的实现。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入世后中国刑法的调整与更新

为适应入世的要求,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法律的刑法,也必须要从基本的价值理念到具体的制度,作一个全面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地说,在价值取向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成为刑法的优先选择价值。在刑事政策上,正确处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关系,科学划定犯罪圈;更新刑事处罚理念;以行刑社会化为指导,重构行刑模式。此外,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及刑法条文结构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其特殊的内涵;借鉴 刑法罪数形态理论,可将"同一个税务违法行为"(即"一事")分为五类;不同种类的税务违法行为应适用不同的税务行政处罚;"一 事不再罚"原则适用也有例外。     

醉酒驾驶犯罪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醉酒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带有报应刑色彩，对于醉酒驾驶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无计可施。我国大可将刑事政策定位于刑法早期介入公共安全领域，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置，进一步严密法网，将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