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美国在出口管制上的国际合作

不扩散出口管制是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在21世纪初,美国不仅重视其自身的管制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在出口管制上与国际多边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在美国看来,参与多边出口管制体系所需投入较低,未来的回报较高,可以在全球推广自己的安全理念,符合美国的不扩散战略。同时,这些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也希望对美国发挥影响,促使其改变某些过时的出口管制政策。     

长臂执法背景下的数据出境管制

数字时代的到来令数据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也便利了一些国家依托数据服务提供者对他国进行长臂执法。我国坚持数据主权并着力维护数据安全，必须采取法律手段强化数据出境管制，从而有效应对外来长臂执法。为此，我国已出台包括《数据安全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建构数据出境管制规则。外国执法机构虽然会对此进行一定关注，但绝不会全盘接受，而是已经表现出采取“平衡测试”方案来适应其执法需求的明显态势。我国需要立足数据出境管制的“两位一体”结构，协调司法主权与数据主权的关系，以数据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为依据完善相关规则。具体而言，需要在强化国家核心数据和特定重要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分化出可以自由流动的数据类型，从而尽可能避免法律冲突，以此缓解长臂执法带来的压力。此外，在回应外国法中“平衡测试”方案的同时，可以视情况予以对等反制，从而于数据层面对长臂执法进行有效制衡。     

美国《克莱瑞法案》分析及其对高校个体安全预警的立法启示

美国的《克莱瑞法案》弥补了预防高校校园犯罪案件发生这一立法缺陷,通过制定高校自身的及时预警制度、犯罪日志制度以及年度校园安全报告制度等,保护了高校学生与教职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中国当下的“权利启蒙”与“多元价值”并存的竞争时期,可以借鉴美国《克莱瑞法案》的法条,在高校危机管理中,建立预警保护的中国式《校园犯罪报告法》的立法模式.     

日本的枪支管制

一、有关管制法律概述日本枪支管制法律，是旨在对不同类型及用途的枪支进行管理而建立的。管制的核心法律是《枪刀管制法》，它管制枪支的持有和进口业务，《武器制造法》对其进行法律补充．它本段管制武器的制造和贩卖。与此同时，有关枪支管制的法律条款还可在以下法律中体现：《海关法》、《关税法》及《保护野生动物法》等。弹药的管制受《爆炸物管理法》管制，但手枪、步枪、机枪等抢用于弹受《武器制造法》管制。刑事处罚条款可在有关惩罚暴力犯罪的法律、有关危及航空飞行的惩罚法律以及旨在对付具有轻微过失行为的枪支犯罪等法律中…     

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为例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美国开始加强出口管制,并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陆续添加了许多中国企业,试图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进步,牵制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特别是对我国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的打压完全无视本国宪法和国际规则,严重损害了我国法人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贸易环境,企业应该继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家也要加大对科研和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积极应对美国的制裁与管制。     

治安管理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在执法实践中的运用

治安管理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同属国家警察行政管理,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普通法律,地位是同等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治安管理不同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强了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三是行政处罚的追究期限不同。执法实践中应正确、灵活地运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使执法活动更加严格、公正、规范。     

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价值内蕴与立法规制

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是劳动者职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兼具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属性的敏感信息。加大此类信息的保护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更是保卫人格尊严与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应有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法》等多部法律均未对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的定义和保护予以明确规定,应建立职场劳动者医疗健康信息保护制度,限制“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以充分保护劳动者隐私,提高信息流通效率。     

析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

《管制刀具认定标准》是管制刀具管理的客观需要,它克服了以往以《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而造成的省际间标准的不统一,从而导致执法和认定的规制上的不足。但该标准也存在在文字表述上前后矛盾和实践执法中太过“标准”的显在不足。《管制刀具认定标准》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管制刀具管理规定》。     

公益诉讼的属性及立法完善

公共利益的主体不特定性决定了诉讼对于公益保护的局限。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公益诉讼是作为行政管制的司法补充出现的，是以“补充管制”为目的和内容的“执法诉讼”，其基本规则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制度内容应与管制法协调呼应。我国公益诉讼法律规定不足，与管制法缺乏衔接，具有照搬传统的“私诉化”倾向，需要法律层面的专门立法加以补充完善。相关立法在内容上应 加强与管制法的内在关联，协调与管制执法的顺位关系，理顺检察机关诉讼与社会组织诉讼、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强化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构建。在模式上应构建“综合法+单行法”体系，遵循先具体、后一般的立法顺序。     

"诱惑"的魅力与毒刺——从证据法角度浅析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实效性极强的侦查方式日益受到侦查实践部门的青睐。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效力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侦查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之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坚持有限豁免性。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警察圈套"之合法性分析

“警察圈套”是美国刑法合法辩护中的一项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利用“警察圈套”来侦破案件的情况。从刑罚的目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刑法公正性的角度看 ,“警察圈套”背离了现代司法、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因此 ,“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诱惑侦查与警察圈套之适法性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隐蔽性犯罪和重大、复杂犯罪很有效的手段，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立法所认可。基于侦查权的法定性、主动性和职责性，诱惑侦查是一种适法的侦查手段，但这一手段一旦被滥用，即构成警察圈套。而警察圈套与刑法、刑罚的根本目的以及人性相悖，不具有适法性．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防范收汇风险的作用,同时具有融资条件宽松、手续简便易行的特点,日益成为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模式的首选。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中的存在问题,银行、企业、政府必须通力合作,积极建立健全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的制度体系,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专项立法,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健全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效益控制体制,促进中国信用保险健康有序地发展。     

对刑法中行为的新界定

行为论在刑法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研究行为论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科学地建构犯罪构成(成立)体系,完善刑法的基础理论,为司法实务提供观念上的指导。行为论研究必须始终兼顾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刑法理论的总体特征。依此标准分析,我国刑法中行为的界定应着眼于危害行为,并且应当去除意思要素,保留刑事违法性及危害性要素。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即为客观上违反刑法规范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