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诉法》实施后侦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以福建省公安机关为例

2012年《刑诉法》的实施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律师介入、警察出庭、非法证据排除、技术侦查措施、电子数据采集、讯问程序变化等对侦查工作影响巨大。那么,这些影响有怎样的具体表现？侦查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带着这些问题采用适当的方法展开调查,弄清2012年《刑诉法》对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及侦查机关的实际应对,发现2012年《刑诉法》的缺漏与不足,促进2012年《刑诉法》更好地实施。     

新刑诉法施行背景下侦查讯问运行情况的实证研究

侦查讯问是整个侦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全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为了确保侦查讯问工作规范化运行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有必要从实证调研的角度,以讯问人员为考察对象了解当前侦查讯问运行的总体状况以及新刑诉法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影响。相信相关研究结果能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实证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为重点

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我国侦查讯问工作带来新的形势与挑战。新刑诉法更加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规定了不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拓宽辩护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范围等等。笔者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系统民警为被调查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被调查者较为一致地对新刑诉法的颁布、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录音录像规定予以赞同,而对辩护人介入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等问题态度较为谨慎。对此,讯问人员还需转变供述获取观念,提高认识。     

职务犯罪讯问语言困境及对策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内容,讯问语言是讯问工作的载体。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司法实践中对讯问语言的要求有所提高,讯问工作面临挑战,一线侦查员在工作中也深感讯问语言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困难。讯问应针对存在问题和困难的原因,在"合法、文明、把握界限、繁简得当"的总体原则下,根据侦查讯问工作不同阶段的任务和侧重点而采用不同的讯问语言,从而更加规范、高效地进行讯问。     

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制作概述

本文根据我国《刑诉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侦查讯问的实际,就制作讯问笔录的主要步骤和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分别作了阐述。     

侦查讯问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报告——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的讯问人员为考察对象

侦查讯问在刑事侦查乃至全部刑事诉讼活动中都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为了确保侦查讯问工作规范化运行,新《刑诉诉讼法》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新《刑诉诉讼法》施行已有两年,有必要从实证调研的角度以讯问人员为考察对象了解新《刑诉诉讼法》施行后侦查讯问的开展情况,从而全面把握新《刑诉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具体影响。     

论侦查讯问僵局

出现侦查讯问僵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仓促破案，证据材料不全；其次是侦查讯问人员素质低，能力差，心理压力过大和不恰当的侦查讯问方式；最后是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和反侦查伎俩，使侦查讯问陷入僵局。破解讯问僵局的关键是在准确分析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罪行真实原因的基础上，做好犯罪嫌疑人的思想转化工作，讲究侦查讯问艺术和策略，打消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背景下侦查讯问工作的思考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并保障了律师的会见、阅卷、取证等权利,增强了其对侦查机关的制衡作用,规范了侦查讯问场所,明确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的录音或者录像制度,这些修订对侦查机关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促使其发展的机遇。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必将强化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提升他们的取证水平,提高讯问技能。     

新形势下侦查讯问的困难因素与对策

刑诉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使侦查讯问面临新的挑战,而在长期侦查实践中形成的若干老问题也会从不同方面阻碍保障人权法律规定的落实.在这一形势下,侦查讯问中面临着影响办案的困难因素,既包括保障人权法律带来的新问题,也有侦查讯问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基础条件、保障条件及监督等方面的老问题.为了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侦查讯问应当与时俱进,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对症心理需要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

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使侦查讯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侦查讯问人员只能以提升合法手段获取供述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愿供述为讯问出发点。而侦查讯问实践中积累的许多巧妙运用讯问策略方法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实战经验,恰恰可以为提升获取自愿供述能力提供借鉴。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重构

虽然《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作了新的调整,但是现行的刑法规制不尽如人意。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间区分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法条的误读,与前置法也不能有效衔接。如果对相关法条进行重构,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阶梯关系,与国际通行立法例相一致。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论恶意欠薪的入罪设置——评《刑法修正案（八）案》第四十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在第四十一条中明确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但人们对这一条款的设置存在诸多争议，较为合理的解决“支付能力”的证明责任难、“政府部门责令支付”的限制不合理、“严重后果”的判定依据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将本罪设定为亲告罪并删除不当的罪状描述，同时修改“严重后果”的表述。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及司法应对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应对建议。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探讨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刑事和解从实践正式走上了立法层面。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分析,结合《刑法》规定,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提出对于侵犯公法益的案件绝对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核心思想。     

新形势下盗窃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调整，包括细化追诉标准、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等。文章分析了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与适用，认为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行为犯对待更符合立法原意和宗旨，同时这种新增的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理论的停止形态也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