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重构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只有转变侦查观念,充分重视初查工作,建立完善的证据体系,构建一个科学、完善的侦查机制,才能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维度下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全面发展。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程序控制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公民权利及社会秩序都有较大影响,应当对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以及证据能力等方面加以控制,以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做到尊重与保障人权。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严格要求。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直接受害者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文章通过对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进行概述,分析当前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足之处,从侦查程序与法律制度着手,探讨如何完善侦查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希望能够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起到积极作用。     

浅谈侦查理念创新

侦查理念是侦查理论研究和侦查实践活动的指导性观念。侦查理念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侦查理念、以人为本侦查理念、法治化侦查理念、信息化侦查理念;侦查理念创新,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立足国情、法律至上、侦查为民的原则。为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阐明了侦查理念创新的社会价值。     

基于大数据的侦查模式变革

目前,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犯罪手段和犯罪类型,传统侦查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的犯罪形势,急需侦查模式的变革。以云计算为依托的侦查模式是主动性的、预测性的和全景性的,借助大数据新技术来预测犯罪和查清案件真相,有利于侦查机关对案发前和案发后展开侦查。大数据环境下的侦查模式变革是当前犯罪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必然要求。侦查模式的变革需要侦查机关改变侦查重心、转变侦查观念,按照犯罪信息的预测、收集、分析和验证的侦查运行机制,将传统侦查模式与大数据背景下的侦查模式有机融合。这对有效提高侦查效率、拓宽侦查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侦查讯问的理念转变及制度建构

鉴于我国侦查讯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侦查讯问在理念上应当有所转变: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转变,从口供中心主义向物证中心主义转变,从打击犯罪向保障人权转变。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制度上保证侦查讯问的合法性。     

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一种新生的纠纷处理方式,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于警察权力的担忧,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从立法的层面上规定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且与当下提高侦查效率、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新形势下侦查讯问的困难因素与对策

刑诉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使侦查讯问面临新的挑战,而在长期侦查实践中形成的若干老问题也会从不同方面阻碍保障人权法律规定的落实.在这一形势下,侦查讯问中面临着影响办案的困难因素,既包括保障人权法律带来的新问题,也有侦查讯问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基础条件、保障条件及监督等方面的老问题.为了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侦查讯问应当与时俱进,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侦查程序在程序保障与司法效率、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追求真实与司法成本等方面都暴露出诸多问题,重新审视和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未来的侦查改革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侦查程序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包括合理约束侦查权,又必须有效保障人权。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人权概念的文化属性

人权概念的产生是三种要素即斯多葛派“一般人”的观念、古罗马的权利概念和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长期演变和融合的结果，具有三个与其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特性即西方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它本身就是特权。人权概念的这些要素和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文化属性，带有强烈的、无法抹除的文化印记，因而无法超越其固有的文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人权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浅析

人权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发展民主、保障人权的理念世界相通。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权具有权利性与义务性的统一、局限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四个基本特点。加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需要强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路径,发展和改进协商民主与人民民主,并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工作的要求及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也加大了对犯罪的打击。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辩护制度的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与规则的完善等方面对侦查工作造成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侦查工作人权保障要求更加严格，侦查行为要求更加规范，取证环节要求更加精细，工作过程要求更加科学。侦查部门应当从树立现代侦查法治理念，强化人权、程序、证据意识；转变传统办案模式，合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做好案件质量审查，加强侦查自我监督；创新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应对工作。     

略论中国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以《巴黎原则》为基础

自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宪法以来,完善人权的国内保护逐渐成为人权保障的核心。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简称巴黎原则）,为各国在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方面确立了基本原则。通过对巴黎原则的研究,探讨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人权机构,对人权的国内保护大有裨益。     

重塑警察职业素质的价值取向及基本要求

警察素质是警察职能有效实现的前提和条件，警察职能是警察素质定位的价值基础和指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树立，使得重塑警察职业素质以切合警察职能变革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随着人权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权保障日益成为时代的强势话语。人们通过对警察职能的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到警察的核心职能在于服务社会。因此，在重塑警察素质的过程中。将以人权保障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以权利控制权力”的价值取向。并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体现依法控权的法治思想和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转变为基本要求。     

论公安信息化引领侦查工作十大变革

信息化引领现代侦查十大变革：侦查理念向＂情报信息主导侦查＂的主动型侦查转变;侦查模式向多元化模式转变;侦查措施与手段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集约型、智能型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向规范化的＂网上办案＂转变;侦查协作机制向整体联动、合成作战转变;侦查指挥机制向扁平化、点对点指挥转变;侦查队伍管理方式向客观、精细化管理转变;侦查创新机制向基层民警主动研发转变;警力增长方式向＂无增长改善＂型转变;侦查人员知识结构向信息技术应用型转变。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俄罗斯的秘密侦查制度

俄罗斯的秘密侦查长期以来没有法律规范,导致公民权益时常受到侵犯,为了落实与体现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规范的精神,以及协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2002年5月2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作了20多次修订和增补。其中第58号法律增订了第185条第2款、第186条,终于规定了邮件检查和司法监听这两种秘密侦查制度。从此以后俄罗斯执法机构实施邮件检查与司法监听等秘密侦查行为开始具备了法律上的依据。俄罗斯秘密侦查立法的特色是：构建了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了司法审查机制对秘密侦查的控制力度。     

论“水权”概念在美国的界定

水权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一直未有定论,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水权”概念的源头——美国,对其加以深入考察。根据美国学者和立法实践对于“水权”（waterright）的界定,水权是对流淌于天然通道的江河、湖泊、溪流、泉水、地下含水层等公共水体的权利,水权只是指水资源使用权或水使用权（包括水资源使用权和商品水使用权）,而不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或水所有权。这是由美国所具有的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法律理念、法律传统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