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面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存在的诸多问题，需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杈的法律保护，并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应借鉴西方国家维护被害人求偿权的立法和实践,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主要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切入,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权的法律保护,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的相关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无被害人犯罪问题

无被害人犯罪与伦理道德具有紧密联系,但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发展,刑法已经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本文指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法益保护、人权保障等原则。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谨慎态度,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的无被害人犯罪问题作进一步反思。     

刑事被害人被侵害现状及其权利保护的立法思考

刑事犯罪中的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目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的犯罪案件中多少都存在着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刑事被害人的被害成为必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中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地位定位中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差异,以便在刑事司法中充分地体现出法律的公正并很好的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最终实现预防犯罪的刑法理想。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保护被害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当犯罪与侵权并存时,首先需要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还是被害人的私人利益,在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制中存在矛盾。本文试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权利和国家救助入手,分析在保护被害人权利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论纲

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被害人保护措施虽长期存在,但并未形成专门且自成体系的制度。"有意"且专门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得以初步成型的时间不过七、八年之久。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类型整体上可区分为程序性保护制度和实体性保护制度。程序性保护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为刑事被害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实体性保护制度的内容具体包括: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犯罪赃物追缴、返还或退赔制度,刑事损害赔偿优先于犯罪罚没的制度,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程序性保护制度和实体性保护制度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都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相应地,应当通过针对性的弥补和完善措施,以使我国大陆地区形成更完备、合理且成熟的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

一、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现状及调查分析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基本上还是比较高的。1980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为被害人的地位规定了三种情况: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自诉,就成为自诉人,属于抗诉一方的当事人;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而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既不是证人,也不是当事人,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     

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特别保护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特别保护在我国刑事反应机制当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从诸多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可以看到这种已然存在的恶害。犯罪是对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而未成年人作为刑事被害人具有特殊意义,国家在这种待修复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应尽快完善与之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论刑事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关注弱势群体意味着社会的文明与富庶,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中终于获得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斗争胜利时,绝对不应当忘记遭受犯罪行为切肤之痛的被害人的呻吟与呐喊,也没有任何借口对这种呼声置若罔闻。刑事审前程序属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部分,此阶段的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在整个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刑事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关注弱势群体意味着社会的文明与富庶，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中终于获得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斗争胜利时，绝对不应当忘记遭受犯罪行为切肤之痛的被害人的呻吟与呐喊，也没有任何借口对这种呼声置若罔闻。刑事审前程序属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部分，此阶段的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审前程序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在整个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想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目前，一些国家已先后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因此笔者建议，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也应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早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

遗弃罪是传统型的犯罪,随着社会观念与人际关系的变迁,如果将遗弃罪的行为对象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利于对公民人身法益的保护.遗弃罪在刑法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为重新建构遗弃罪的内涵提供了契机.正确理解刑法上的"扶养义务"是合理确定遗弃罪行为对象外延的关键."紧密生活共同体"是认定遗弃罪中"扶养义务"的现实基础."扶养义务"的来源受事实上扶养关系的制约.义务的扶养性、义务程度的紧迫性是遗弃罪与以遗弃方式实施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主要区别.     

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价值取向研究

正当性是制度赖以发挥积极社会效用的基础,科学确定价值取向是制度赢得正当性评价的前提。确定价值取向,需要综合衡量制度所涉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独特的内涵,它不仅需要合乎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而且也需要保持与环境的协调,实现内部利益关系的和谐。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当充分体现"调谐国家与国民关系"、"均衡刑事相对人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价值需求。     

论刑事和解的正义冲突及其消解

刑事和解的构建初衷在于强化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但刑事和解的适用却无疑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对犯罪人的惩罚。被害人保护与犯罪人惩罚均为社会的正义诉求,却在刑事和解中产生冲突。应当在价值松绑、立法解危、司法开路中消解刑事和解中的正义冲突。     

论我国应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国家提供的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运行40年来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经验。我国目前的被害人保护立法有严重缺陷,缺乏对犯罪被害人的人文关怀,由此还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是实现正义、保障人权、控制犯罪、完善法制的必要,也是切实可行之策。     

特殊防卫权起因条件的反思——我国逆防卫制度构建的进路

我国1997年的新《刑法》对正当防卫进行了修改并新设立了特殊防卫制度。但新《刑法》在加强对受害人保护力度的同时,无形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构成了威胁。为实现均衡保障双方的权利,许多学者提出应对措施,试图通过限制防卫人防卫权的方式,来释放因新《刑法》的修改而形成的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威胁。但这种做法又势必会打击广大人民群众同不法行为作斗争,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本文分析了应对措施存在的弊端,提出通过法律构建一座平衡不法侵害人和防卫人权益的桥梁—逆防卫制度,以期达到两者权益保障的动态平衡,构建双方权益的和谐保护。     

A Comparison of Civil and Criminal Orders of Protection as Remedies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in a Midwestern County

Past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many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as a means of addressing domestic violence without invoking an official respons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Using data from a Midwestern county, this exploratory study provides a comparison of civil protection orders with orders of protection that are fil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criminal battering arrest. We examine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defendants and petitioners/victims, the nature of the abuse leading up to the filing of the protection order, the reasons for filing, the terms of the order, location of the offense, and violations of orders. Our findings reveal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ypes of orders, in terms of order stipulations, past abuse histories of petitioners/victims, and respondents/defendants’ likelihood of reoffending.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in the petitioners’ and victims’ reasons for filing; whereas petitioners in civil cases we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emotional abuse as the factor leading up to issuance of the order, victims in criminal cases were more likely to document physical abuse. We discuss these findings in the context of victim preference.     

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

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要求下,犯罪人成为传统刑事政策关注的重点,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救济被忽略。随着现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犯罪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权利范围的扩展等也应相应的纳入到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就是其核心内容。以现代刑事政策为出发点,应着力提倡三种主要的犯罪被害人救济方式:犯罪人赔偿、国家补偿以及恢复性司法模式下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说明对犯罪被害人实行有效的经济救济是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