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现行宪政体制下宪法救济之不可行性

自2001年被誉为是“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先例”的“齐玉岑受教育权案”后,公民直接运用宪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不久前,报端又见“四川大学学生诉蛾眉山管委会”案(见《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4日,2002年10月14日)。案中原告以管委会侵犯其宪法权利——平等权——为由起诉。这类案件在彰显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诉诸宪法,启动宪法救济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寻求宪法救济不具有可行性。     

被侵权人自杀时共同过失规则的适用——基于国际经验的借镜

侵权行为人是否应就受害人自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侵权法理论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共同过失规则作为侵权行为法中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重要规则,在侵权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影响而自杀时如何适用该规则划定侵权责任是一个亟待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探讨的问题。Corr v.IBC Vehicles Ltd案是一起典型的侵权受害人自杀案,以此案为切入点,总结侵权受害人自杀情形下适用共同过失规则的国际经验。同时检视我国司法实践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思路,并在借镜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共同过失规则处理侵权受害人自杀情形案件时应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相抵能力、正确认识无过错责任中受害人"重大过失"的二重意义、确立一个较为明确的责任分配原则。     

“宪法间接适用论”质疑

对于宪法的适用,目前我国有学者主张放弃宪法直接适用论而择宪法间接适用论。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法律适用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事件相联系,以抽象的法律规范为标准对具体法律事件进行评价并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决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只能是直接适用而不可能是间接适用。作为法律之一种,宪法适用也只能是直接适用而不可能是间接适用。就合宪性解释而言,它是以宪法为标准来确定法律条文的含义,此时宪法调整的对象是法律而不是法院正在审理的具体案件,因此,合宪性解释本身就是宪法的直接适用而不是间接适用。而所谓的宪法间接效力论和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论也无法为宪法间接适用论提供理论支持。     

从青岛学生状告教育部一案谈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宪法司法化与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是不同的概念。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 ,是宪法作为法的效力的当然体现。宪法应用于司法实践 ,主要是审理那些涉及到侵犯公民及各种组织宪法基本权利 ,而在普通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或采用普通诉讼方式无法救济的案件。应当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宪法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论法官直接认知与司法鉴定的界分

法官直接认知是法官直接对本案适用的法律、相关待证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或者在当事人举证已经达至证明标准时,直接加以确认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司法鉴定是请求专家对案件事实或者证据事实出具相关意见的一种辅助证明活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逃避法官直接认知而滥用司法鉴定的不良现象,应当在理论、立法和司法上准确理解法官直接认知和司法鉴定的功能与范围,二者不可简单替代,尤其不能以司法鉴定代替法官直接认知。     

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之事案解明义务

作为一种"义务",事案解明之目的在于救济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证据偏在案件中举证能力和举证手段之不足,协助法院发现案件事实,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事案解明义务之立法类型和法律效果的争论由来已久。通过比较法的考察,立足于立法现状和现实障碍,我国应当确立例外化的事案解明义务,界定其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并对其法律效果按照复合型标准进行由轻至重的制度设计。     

论光污染纠纷的法律适用

在城市光污染侵害案件日益增多的同时 ,我国光污染侵害的法律救济手段和救济结果却不如人意。虽然我国在宪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民法中都有处理光污染侵害案件的法律依据 ,但由于缺少直接具体的规定 ,使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存在太大的缺陷。因此 ,亟需制定有关的标准和修改相关的法律 ,从而更好地防治光污染 ,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司法处罚适用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司法处罚种类有没收保证金、罚款、拘留等,在实践中如何恰当地适用这些措施并保障被处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适用的条件不明确。一般来说,设定哪些情形应当给予何种处罚是由法律、法规或者部门     

繁简分流改革视域下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以N市与S市试点法院为重点

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长期低迷的问题,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完善小额程序纳入改革的范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方式是法定适用,适用率的高低取决于法定适用的状况.法定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法院法官担心—审终审的小额程序会带来涉诉信访.在各项改革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法定适用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事人合意适用的状况依然不理想.小额案件的金额标准大幅度提升和小额案件的程序进一步简易化后,应当更加重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改变败诉当事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的做法,赋予当事人更有效的救济手段,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法官不愿意依职权适用和当事人不愿意合意适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