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构建:北仑经验与启示

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机制"进行实地研究可以发现,其"一个中心、两种机制、三项制度、四大职能、五类方法"的运作模式,本质上体现一种"合作主义"政策;具体而言,一是兼顾劳动者的权益与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兼顾法治原则与效率原则,三是维护调解自愿与多种选择的权利,四是将自上而下的动员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有机统合。"北仑经验"的启示是:政劳资三方对话有助于减轻劳动关系紧张,增进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改革工会组织已经刻不容缓,保障劳工的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自我行动决定权的实现,加强保护劳工的制度建设。     

从“富士康事件”看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富士康事件充分反映出我国现行劳动法主要以劳动行政监察+劳动者个体维权模式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有很大的缺陷,因该模式中的两种机制实质上并未能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或者达不到倾斜性保护的效果。一方面,我国劳动行政监察机构及人员可能疏于更惰于执法,而且又无法介入涉及集体劳动关系的大部分领域;另一方面,劳动者自我依靠式的个体维权无法真正强制约束用人单位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必导致劳动者的一些法定权益形同虚设。与此同时,工会集体协商维权这一可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机制在我国没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劳动法应强化与完善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机制,而其中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企业工会的组建与运行,对此,不仅需要上级工会的扶助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而且需要更广泛社会力量的支持。     

集体劳资争议中警察权介入的刑法问题

立足于法秩序的一致性,法律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乃需要结合宪法、行政法与刑法予以整体考量。法治国家、比例原则与国家中立要求警察权只有在劳动者实施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时才能介入其中,以免带来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乃至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出了妨害公务罪在集体劳资争议适用中的基本依据:如果因警察权非法介入而引发暴力冲突的,则应该排除适用妨害公务罪。同时也应对警察权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依据、标准等作一种限制性解释。     

以“三方机制”为视角的集体谈判权研究——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例

实现产业民主达成劳资双方利益的公平分配需要劳资双方良好平等的对话机制,但由于劳资利益对立中劳方具有先天的弱势性,就要求通过立法的倾斜保护和集体谈判机制两种方式进行调整,在劳资双方博弈中追求双方利益的最优分配和企业收益的最大化,以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结合。集体谈判作为一种平衡劳资实力的有效机制,以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为基本前提。2011年武汉市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成功签订也是我国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具有标志性的成功范例,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诸多问题的存在: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政府的监管不力,行业协会对企业约束不足,立法的模糊指导,劳动者维权意识淡薄等等。本文将以《武汉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为研究起点,以"三方机制"为视角对集体谈判权进行分析,审视我国现实"三方机制"的不足,提出三方角色改进的途径。     

论市场经济国家对劳资冲突的法律规制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经历了一个较长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制劳资冲突的法律制度。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基准、团结权、集体谈判和产业行动立法,规制双方行为,将冲突纳入法制化轨道中。同时,建立完善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作为解决劳资冲突的底线。     

劳工群体性事件及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劳工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是劳动者在缺乏其他可行的诉求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诉求、解决其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源上消解、减少劳工群体性事件事件的发生,必须将劳工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纳入法制轨道,尽快完善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畅通、拓宽维权渠道,构建劳工群体性争议的纠纷解决机制。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试论海峡两岸劳资争议处理机制之构建

海峡两岸经济不断发展,涉台劳资争议纠纷也随之不断出现。海峡两岸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劳资争议处理机制有较大区别。公平与公正的实现、劳资争议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法律冲突、现行滞后处理体制均需要构建新机制。构建海峡两岸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具体设想为:运作基本原则设定为"有利原则",运作基本模式设定为"或裁或审"模式,运作专门法庭设定为涉台劳资争议案件审判庭,中立调解机构设定为区域性企业外调解机构。     

当代中国资本权力与劳动权利的冲突与平衡探析

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场规则中，资本权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无疑是巨大的，近几年来，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强资本，弱劳工”是社会上普遍对劳资关系的认同。本文通过阐述资本权力与劳动权利，对两者的冲突进行分析，最终对中国的平衡劳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劳资争议期间工资支付法律问题探讨

劳资争议期间工资支付危险分配需要结合罢工与闭厂、合法争议行为与违法争议行为、劳工是否属于工会会员以及是否参加争议行为等因素来合理确定。在劳资争议期间工资续付危险分配,亦需要结合劳工申请病假、带薪休假的时间、目的以及周休、法定节假日的时间安排及其与争议期间的关系等因素来合理确定,以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     

论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标准,其“核心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就业和职业中的歧视、有效废除童工。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待遇问题。我国应该按照国际劳工标准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法律冲突与思考

本文针对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规定与其他法律法规等相冲突的问题进行了法律分析,并提出了建议。笔者主要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审查机制冲突、劳动仲裁与诉讼中法律适用的冲突、依法维权与维权成本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内部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法律问题

政府管制制度始于劳动领域,从劳动基准、劳动合同到集体劳动关系管制,无不以劳工的健康和安全为价值取向.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正当性由市场失灵等政府管制理论和职业安定权理论所诠释,而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度”的法律控制则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管制和劳资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国际劳工标准、国际惯例和国情为参考因素,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诸要素方面进行系统改革,才有望扭转我国劳动关系整体临时化的畸形格局.其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行独立、多元政府管制尤为重要。     

我国海外劳工法律保护之检视

随着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不断扩大,外派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我国海外劳工法律保护的现状令人堪忧,在保护机制、理念与规范上都不太利于其劳动权益保障.我国现行海外劳工法律保护的制度值得反思:涉外劳动法律规范的弊端与缺失、劳动法域外效力尚付阙如以及涉外劳务管理规范散乱等在制度框架上都不利于保障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我国亟需构建涉外劳动法律规范、劳动法域外效力规范,整理涉外劳务管理规范,加强国际劳务合作机制构建,方能有效保护海外劳工之合法权益.     

WTO体制下劳工权益保护问题初探

经济迅速发展和全球人员高速流动不但使劳工权益保护备受关注,也使其与贸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WTO作为维护自由贸易的组织被寄望纳入劳工权益保护问题,但对此成员方争执不下。劳工权益保护的重要程度已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而WTO自身的体制和机制带给劳工更完善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将劳工标准纳入WTO体制势在必行,如何制定协定和协调成员方利益成为新的话题。     

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权利"的界定问题——以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为例

最近20年是国际劳工标准在世界诸多国家得到认可和适用的发展阶段,劳工权利的诉求者和多数人都认为工人权利应当如同"人权"一样被对待,必须得到司法程序的严格保护.然而,劳工权利的内容界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争议.笔者比较了国际劳工组织和美国劳工法对"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这两项核心劳工权利的界定,认为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受到...     

集体劳资争议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关系

为避免刑罚权滥用,刑法理论应当建构集体劳资争议的基本教义：以犯罪论体系的构造判断,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应当属于刑法中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并从目的正当性、法益均衡性、手段正当性、主体适格性和程序合法性五大条件建构其判断标准;从刑法的限缩机能出发,通过识别和阐述可罚的违法性与集体劳资争议之违法性判断的关联,从而把不具有需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由上述教义出发,集体劳资争议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两者之间界限分明,司法实践中把集体劳资争议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予以惩治,本身即属于“莫须有”。     

合同法的局限:一个劳动关系的视角

合同法规范合同关系的根据主要依赖于合意理论。受有限理性限制,合同法实际上是以一次性交易为典型调整对象构造其规则体系的,对具有持续性并随时发生变化的劳动合同关系则存在无法克服的调整障碍:劳动合同的成立仅仅意味着劳动关系被启动,随之发展起来的复杂样态远远溢出当初合意所能规划的范围。依合同法固有的法律行为技术进行调整,既缺乏合意根据,也缺乏足够大的规则供给体量。面对由现代企业科层组织塑造的人格从属性劳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劳资矛盾和冲突,如果仅依赖意思自治,而不引入国家管制和劳工集体力量的约束,是无法实现秩序和公正的。     

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作品权利人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维权的需要,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手段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著作权集体管理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定义谈起,通过研究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现状,发现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最后针对缺陷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中国集体协商：从纵向一体化到调和式干预

集体协商作为解决劳资冲突、达致产业和平的社会发明，在中国各级政府主导下迅速发展。但实质意义的协商并未普遍实现。究其原因，政府干预过度的纵向一体化协商模式难逃其咎。鉴于此，以协商自治为前提，在劳动基准法等多项制度性约束条件下，充分考量成本和效益，是政府干预应有的制度逻辑。政府立场在回归“中立权力”的基础上，应统合劳资利益，采取调和式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