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困境及对策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面对公诉机关严重处于劣势之中,律师是平衡这种劣势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我国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正处于困境之中。笔者在对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律师帮助权处于困境的现状,并对这一现状进行分析,最后为摆脱困境提出了些对策。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律师辩护权的优化与实现

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诸如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还有在审查逮捕阶段律师的介入也有了法律基础。在肯定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权的优化性修正体现了我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意义的基础上,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依然存有很大限制,同时关于审查逮捕程序中律师介入也存在操作性不强,权利救济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对审查逮捕程序中律师介入权提供进一步保障。     

论加拿大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通过研究加拿大最高法院和各上诉法院处理的、以布里奇斯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判例,对加拿大《宪章》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点是布里奇斯值班律师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了警察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是实现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重要前提,而警察违反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时的证据排除规则是犯罪嫌疑人享有的重要救济权利,并对我国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理论与司法实践发展现状进行了简单探讨,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论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扩大

本文从我国立法和实践两方面指出现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弊端,然后提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自己对扩大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和期待。     

律师辩护权的弃权与失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律师辩护权弃权与失权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某些情况下律师辩护权不得放弃,某些情况下会丧失律师辩护权。律师辩护权在法庭上可以自愿地且明知后果地放弃;对被追诉人频繁更换律师、辱骂殴打律师等拖延诉讼的行为,应当予以继续实施此类行为可能会导致被认为默示弃权的警告,如果被追诉人继续实施,则认为其放弃了律师辩护权。同时,对被追诉人的极端行为,应当由法院作为妨害诉讼的行为予以处罚。     

新刑诉下律师会见权在实践中落实问题的建议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会见权的规定。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切实有效的落实新刑诉对律师会见权保障的规定成为重中之重。作为落实法律的主体,公检法机关应树立平等意识,律师自身要提高权利意识,另外对于新刑诉对律师权利保障规定的落实问题政府应于律师协会联合建立有效的投诉机制,进一步保障律师权利。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规制下辩护律师会见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律师辩护制度上进行了一些变革,其中针对律师会见权的新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规旨在以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来提高刑事辩护的实效,从而维护刑事被追诉者的权利。但其内容上仍存在一定争议及提升的空间,尤其是一些配套的制度化设计还不够周全,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论律师在场权

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律师的地位、作用、主要权利并专门对律师在场权的立法规定、实施情况做了介绍,以期对进一步研究刑事诉讼中律师在场权问题有所助益。     

论律师质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质证是诉讼程序的核心 ,但其制度的阙如成为我国诉讼制度现代化的瓶颈。本文以律师在诉讼中的质证权为突破口 ,在分析质证的内涵、归纳诉讼立法的趋势基础上 ,对律师质证权及其现实意义加以阐述 ,设计了权利运作的框架、视角、内容及限制领域 ,并提出亟待完善的若干配套措施。     

规范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刻不容缓

新《律师法》的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但由于该法对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规定得过于原则简单,与三大诉讼法,尤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甚至相悖,直接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仍得不到保障,甚至被架空。从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规范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刻不容缓。     

论律师在场权与侦查权的博弈与平衡——写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之前

律师在场权来自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目前在英美意大利等国家法律对其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对律师在场权的呼吁时有出现,其主要目的主要是是为了制衡侦查权,以防止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目前已有少数检察院进行了尝试,但是由于理论研究及实践的缺乏,对律师在场权还是持保守态度的居多数,从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来看,对该权利也予以回避,但是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律师在场权在我国的运用,终究将只是时间问题。     

从新《律师法》第33条看律师会见权的完善

新《律师法》第33条①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使律师会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尤其在律师介入时间以及会见不被监听等方面都显示了很大的立法进步。本文通过阐述律师会见权的概念、特征以及重要意义,分析了新《新律师法》第33条并比较了新、旧《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以说明第33条对律师会见权的完善,并对该条的不足提出看法。     

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分析

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从第一次讯问时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诉讼,律师有会见权,但立法上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享有律师在场权。律师在场权在我国确立还存在许多障碍,然而,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诉讼中的作用,我国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并且积极转变观念,改革与之相关的诉讼制度,使律师在场权成为可以实践的权利。     

在押人员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进一步得到立法保障。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上述权利行使状况有所改进,但仍存在着告权状况不佳,律师会见率较低,在押人员聘请律师方式单一等具体问题,应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权利的有效实现。     

论律师调查取证执业风险与避险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辩护律师李庄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此事件引起了全国各律师、学者的关注。在律师、学者强调维护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同时,本文以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权利界限为研究重点,强调在律师履行调查取证权时,应当严格依据相关法律程序,尽量规避执业风险。希望能够看到律师界强调维权的同时,注重规范律师行业管理体制,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提高执业道德和执业水平。     

新刑诉法下律师会见权保障的完善

律师会见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首要组成部分.新刑诉法对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的规定,同时会见不受监听,使得司法实务当中看守所律师会见大量涌现,律师加大了个案会见的次数与频率,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本文就是从律师会见无法规制着手,提出律师会见出现哪些问题,如何完善机制保障律师,从而促使律师会见制度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现行律师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实国情要求律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律师要完成伸张社会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就必须授予其必要的执业权利，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就应当对我国相对滞后的律师制度和法律服务体系作相应的改革，而现行的《律师法》及其他诉讼法律在诸多方面的规定却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因而对它们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就显得尤为迫切。一、强化律师参与诉讼的调查取证权。目前，律师取证难在工作实践中是不争的事实，律师权证难除了传统观念及自身能力不足等因素以外，立法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更是严重影响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根据我国《律…     

试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必要性——基于对英美法系的考察

现代刑事诉讼的目标是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正义。在强大的司法公权力面前,必须武装嫌疑人一方,作为律师的辩护权基础的律师在场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本文从阐释基本问题入手,分析了律师在场权的价值,考察了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对我国目前的律师在场权现状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些看法。     

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之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在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导致了一方面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一方面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缺乏对辩护律师的人身权进行保障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本文从在我国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价值所在和现实基础着手,探讨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体系来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拒证权的价值论

律师拒证权从其产生之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就争论不休,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刑事诉讼目的在于发现案件的真实,而律师拒证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阻碍了案件真实的发现。然而随着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程序正义的重要性。本文拟从人权价值、促进律师职业发展的价值和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三个方面对律师拒证权的价值进行阐述,以达到认清律师拒证权的重要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