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中的演绎推论

演绎推论是刑事裁判的基本思维模式,裁判者藉由演绎规则通过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的涵摄来获取正当的个案裁判,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理念.但是,由于刑法规范的不明确性,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之涵摄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成为演绎推论的根本难题.作为演绎推论的辅助手段,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而其间的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最为根本性的方法.     

论司法三段论中小前提建构的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小前提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小前提的建构过程即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需要在众多事实中寻找出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仅意味着法官在将特定案件事实涵摄到具体法律规范之中时要符合形式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客观要求,而且隐含着法官自己对案件事实赋予了一定的主观评价。因此,让价值判断尽可能地合理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犯罪构成论在刑事裁判思维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导引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如何进行＂符合性＂判断。然而,这种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的逻辑判断顺序,却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排列顺序,而是案件类型不同,裁判思维模式就不同,而裁判思维模式不同,＂符合性＂判断的逻辑顺序就不同。在不同裁判思维中,犯罪构成理论模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裁判所发挥的＂符合性＂判断＂导引图像＂作用侧面是不一样的。在适合简单案件裁判的概念思维中,强调＂符合性＂判断的形式侧面;而在适合复杂案件裁判的类型思维中,则重视＂符合性＂判断的实质侧面。     

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

何为宪法解释基准?广义上包括既定规范、技术规范和个案规范,狭义上就是个案规范。其中,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与案件事实之中,是解释者通过技术规范选择甚至续造的个案基准。在个案规范的证成中,案件事实给定了求证的起点和目标,既定规范预设了求证的方向和边界,技术规范指明了求证的路径与方法。宪法原则是一个多位阶、网状式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在逻辑推论中,上位原则涵摄下位原则、原则涵摄规则。权利(职权)关系的主体、行为和法益,是法律拟制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基本元素,也是宪法规范涵摄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桥梁和纽带。个案规范的选择和续造,解释者说了算。因此,提高宪法规范的可适用性、推进技术规范的法律化以及释宪程序的民主化等,是控制恣意释宪的主要途径。     

死刑案件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考量

死刑案件的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法理学裁判模式与社会学裁判模式并存的不可避免性。非刑法规范因素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通过反映案件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与表现案件法律结构的逻辑推理,进入裁判规范范畴。但基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非刑法规范因素在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不具有独立的裁判功能,其裁判价值只有依附于刑法规范才能彰显。同时,非刑法规范因素介入死刑案件的裁判只有给予一定的制度性规制,才能在加强死刑司法控制的同时,又能使死刑案件的裁判更加理性、规范、安全。     

刑法适用的逻辑推理

一、逻辑推理能力是刑法适用的核心刑法中的逻辑推理是指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前提,根据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合乎逻辑的演绎出法律效果的演绎论证模式。[1]简单而言就是小前提是关于案件事实的描述,大前提是此类案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及量刑幅度,结论是定罪量刑。但是刑法中的逻辑推理又远不是这简单的三段论可以解决的。举例而言,在军事训练中变换队列,要先报数,然后教官会说单数的向前一步,那么我报的是5,判断5是单数,所以我向前一步。但是我们的法官在实际审理过程中发现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刑法规范远不是判断5是否为单…     

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推论关系、归类与涵摄关系、等置关系、评价关系。这四种方法在司法判决中各有其作用,但是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四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逻辑推论关系确保了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价值评价则保障了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归类与涵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大小前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等置关系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归类或涵摄是否妥当的一个检测器。司法裁判中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判决的合法性。     

刑法规范二重性视阈下犯罪故意的认定

尽管刑法规范具有二重性，但根据立法目的、法益保护方式及刑法机能、运行模式等，刑法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基于裁判规范的属性、内容和运行机制，司法工作者根据事后认定的客观要件事实推定犯罪故意，容易忽视犯罪故意的内涵属性，得出不合理的结论。行为规范视阈下，司法工作者会基于一般人的立场，从行为人行为时意思出发，判断对其有无非难的可能性，有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及判断行为人的规范意识，贯彻责任主义原则和培育公众对刑法的信仰，可以克服单一裁判规范视阈下犯罪故意认定的问题。应当基于刑法规范二重性视阈，兼顾事后和事前的判断，根据一般人的立场，考虑行为人个人情况、行为实施的样态方式和背景等因素认定犯罪故意。     

论个案事实在刑法规范解释中的作用——以《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入户抢劫”为分析视角

刑法规范解释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规范,更重要的是适用规范。解释必然就会有个案事实参与其中并对规范解释发挥作用。刑法规范只有通过个案事实,才能由抽象变为具体,由模糊趋向明确,进而逐步确定规范对事实的涵摄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出规范适用的经验规则。     

裁判上之类比推论辨析

裁判上类比推论的妥当性,取决于裁判者对类比点的选择,以及如何确定被比较个案的特征。与一般类比不同的是,裁判者必须考察法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运用评价才能展开法律上的类推。因此,虽然类推适用具有逻辑推论的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可辩驳的论辩性论证。类比推论的关节和难点,是规范事实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判断,这需要裁判者观照构成要件理论和类型理论,综合各种与类推相关的司法技术,在规范与事实、方法与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反思性平衡。     

刑事裁判中类推思维的作用及其运用——一种基于方法论意义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废除了类推制度,填补刑法漏洞意义上的类推适用被严格禁止。然而,作为一种司法判断的方法,类推思维依然在刑事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法官解明刑法规范含义、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践行"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法治理念的有效方法。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事裁判中的类推思维应当受制于刑法规范目的和可能文义范围,确保类推结论没有超越刑法规定而违背罪刑法定。     

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任务,其认定过程分为从主张事实到待证事实再到裁判事实两个阶段。目前,民诉学界对于第二阶段即如何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但对于第一阶段即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过程却很少有人问津,甚至认为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实际并非如此,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也是一个内含复杂逻辑推演的过程,是一个当事人的主张事实经实体法律规范内含的要件事实涵摄表现为程序上的主要事实再经当事人是否存在争议的筛选形成待证事实的过程。     

从语言模糊到裁判确定——一个有关司法过程的语言叙事

法律存在于语言之中,法律的意义是透过语言而实现的。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法律语言具有模糊性。司法过程的核心问题是法律与事实的结合。作为司法过程重心的事实的确定、规范的找寻和涵摄的演绎无一不与法官的言说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法官的言说才使得因语言模糊而造成的法律与事实的不确定性得到界说,从而获得了有关案件的妥当的裁决。司法过程就是一个法官有关事实与规范的语言叙事。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以事实为根据”一直是我国法院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判决书中，各级法院都会有一段“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从判决书的表述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官总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的。但现实中每一位法官都曾经遇到过查明案件事实的困难，事实上，有些案件事实是无法真正查明的，①但法官不能因为无法查清事实而不作出裁判。因此，有的时候，法官是在没有完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那么，法官是根据什么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是一个与自由心证相联…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莫学镕申请国家赔偿案

【裁判摘要】在刑事、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的刑事赔偿案件中，审查公安机关扣押、追缴行为是否合法。一方面应坚持生效刑事、民事裁判事实认定和主文对刑事赔偿案件的羁束力，另一方面应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依法准确认定本案在生效刑事、民事法律文书中未有涉及的事实。     

我国法院裁判产生机制的基本原理

我国法院的法官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得出作为结论的裁判。司法三段论为裁判的作出提供一个大的框架,法官的各种裁判思维都应当在此框架内运行。合法性、正义性、社会效果、司法政策和利益考量等影响法官作出裁判的因素,通过影响法官选择不同的大前提,判断涵摄能否形成及小前提能否得到证明等环节来影响裁判。建立并完善心证公开制度,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不断提高法官的整体水平,有助于规制法官的主观因素,克服司法三段论的局限性,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运用--刑法解释的视角

法益衡量在刑法解释中具有确保法律合法化的重要价值,法益衡量对个罪保护法益的甄别、权衡与比较,必须借助事实还原来完成。事实还原立足于对刑法规范赖以建构的立法事实是否在客观上具有真实性、在规范上具有价值性或在法秩序上具有必要性的判断,以为法益衡量提供判断标准。刑法解释立足于法益衡量把法律代入充满个性的案件事实中,以之来检视抽象的法律对具象的事实之适应程度,并发现法律面对案件事实时的适用或者不适用。事实还原不仅是法益衡量之客观论证的媒介,而且是法益衡量方法选择的基础,同时还是法益衡量限度确定的标准。如欲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解释结论,则需要解释者认真对待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以判断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保护法益是否存在、是否有价值、以刑法保护是否具有必要,从而把不具有保护法益的真实性、价值性或必要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论司法逻辑推理的前提

三段论作为逻辑推理，是司法裁判方法的最基本方法。司法裁判通过三段论逻辑推理，得出符合该法律规范旨意的裁判结论。三段论逻辑推理本义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是否完备，只有大前提正确的情况下，大前提与小前提的涵摄关系，结论的推理才能进行，大前提的真伪是三段论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司法裁判正确的前提。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构建完备法律规范体系的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所以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习惯中发现、分析和创造一个又一个司法三段论大前提的过程。     

目的性限缩与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为分析视角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创造，与法律发现一样，也是法官开展其司法工作的必要前提。构成要件规范事实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而使刑法规范呈现出的规范空缺，需要运用目的性限缩手段进行填补，以完成对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