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中的演绎推论

演绎推论是刑事裁判的基本思维模式,裁判者藉由演绎规则通过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的涵摄来获取正当的个案裁判,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理念.但是,由于刑法规范的不明确性,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之涵摄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成为演绎推论的根本难题.作为演绎推论的辅助手段,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而其间的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最为根本性的方法.     

刑事裁判中的演绎推论

演绎推论是刑事裁判的基本思维模式，裁判者藉由演绎规则通过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的涵摄来获取正当的个案裁判，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理念。但是，由于刑法规范的不明确性，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之涵摄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成为演绎推论的根本难题。作为演绎推论的辅助手段，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而其问的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最为根本性的方法。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

认清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是认知并统制行政裁量的前提。从法的规范构造论和适用过程论来看,无论是法律要件之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对案件事实的评价,还是法律效果中决定的作出和措施的选择等,均存在着裁量,其本质均包含着对法律要件的解释判断,只是在裁量的自由度上有所差别。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照应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可能,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不同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必要。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裁断个案时由于法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而享有的由类推法律要件、补充法律要件进而确定法律效果的自由。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考夫曼类推理论论略

传统上类推仅仅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技术，而考夫曼①在诠释学的关照下主张所有的法律适用都是类推的过程。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法律适用就是规范与事实不断逼近的过程，只有在规范与事实的对应中才有真实的法。类推的过程可以通过考察规范与事实的共有意义、回归立法目的和判断相似性等方式来操作，从而实现类推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转换。     

论民事司法中类推适用的过程——以融建公司诉韩冬案为例

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的类推适用与英美法系的案例比较大不相同，是一种大陆法系式的类推。这种类推的过程大致可以包括“涵摄失败”“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三个阶段。但这个划分对于具体司法而言仍然失之过粗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可以借助对于“融建公司诉韩冬案”案情的具体分析，细化对于民事司法中的类推适用过程的研究。首先，在“涵摄失败”阶段应特别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类推即“请求中的类推适用”以及“抗辩中的类推适用”。在此基础上应特别注意各种解释要素在确定涵摄失败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在“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则应当将判断分为两个步骤即对“原规范”的可限缩性判断和对于“类推规范”的可扩张性判断。最后，在“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中则应当注意运用学者观点对于“类推规范”的特征进行展开，以便进行相似性比较。     

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

何为宪法解释基准?广义上包括既定规范、技术规范和个案规范,狭义上就是个案规范。其中,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与案件事实之中,是解释者通过技术规范选择甚至续造的个案基准。在个案规范的证成中,案件事实给定了求证的起点和目标,既定规范预设了求证的方向和边界,技术规范指明了求证的路径与方法。宪法原则是一个多位阶、网状式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在逻辑推论中,上位原则涵摄下位原则、原则涵摄规则。权利(职权)关系的主体、行为和法益,是法律拟制事实与案件事实的基本元素,也是宪法规范涵摄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桥梁和纽带。个案规范的选择和续造,解释者说了算。因此,提高宪法规范的可适用性、推进技术规范的法律化以及释宪程序的民主化等,是控制恣意释宪的主要途径。     

鉴定结论有罪推定现象批势

鉴定结论在个案中的倾向性折射出了我国鉴定制度中的有罪推定现象。鉴定结论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其对事实裁判者在专门问题上认识能力欠缺的补填性。鉴定结论只是证据的一种 ,而非最终的结论。鉴定结论要转化为定案证据 ,必须通过控辩双方的对抗质证以及裁判者的审查判断。鉴定结论在司法裁量中的“拿来主义”是我国诉讼制度中的一大怪圈。在对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重构我国鉴定制度的具体设想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对司法推定若干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对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遇到实体法缺乏具体规范时,基于何种理由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成为法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适用司法推定,能够帮助法官摆脱案件事实不清、难以裁判的尴尬。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司法推定的相关基础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司法推定的概念、内在属性、构成要件、适用规则、诉讼价值、法律效果、司法推定权的行使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司法推定的本来面目,并助力于该制度诉讼机能的正常发挥。     

刑事裁判中类推思维的作用及其运用——一种基于方法论意义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废除了类推制度,填补刑法漏洞意义上的类推适用被严格禁止。然而,作为一种司法判断的方法,类推思维依然在刑事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法官解明刑法规范含义、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践行"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法治理念的有效方法。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事裁判中的类推思维应当受制于刑法规范目的和可能文义范围,确保类推结论没有超越刑法规定而违背罪刑法定。     

Analogical Reasoning as Translation:: The Pragmatics of Transiv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decision making. The immediate (but not exclusive) context is the form of reasoning commonly seen as prevalent in common-law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Following Wittgenstein and Strawson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problem of the contingency of transitivity ofanalogical relations as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analogical reasoning. It then proceeds to offer a method of translation that delineates the borders of contingency and analyticity of transitivity in such cases, as well as proposeshow these borders may be manipulated. The theoretical insight is to treat analogical relations anaphorically, as ``propredicates'.Accordingly, the translation involves constructiv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orm of meaning as continuum to the form of meaning as n-chotomies. Greimasian semiotics are then critically applied to examine in what sense ``translation' – in this specific sense – can count as the ``deep structure' of analogical/transitive reasoning, and what sucha claim entails in terms of linguistic ideology. Although the model of translation is formal it is not acontextual, and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importation of constitutive practicalconsiderations (i.e. norms) from concrete decision-making contexts. As such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formalization – a conception that may seem alien to some. When determining which states-of-affairs are deemed compatible, the formal model is shown to serve as a framework to what eventually becomes a pragmatic device.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Precedential Law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n analogical argument in the province of precedential law. Inter alia, it revolves around such issues of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as: distinguishing, ascertaining and crystallizing the meaning of ratio decidendi or expanding its coverage onto the cases of first impression. Allowance has also been made for the presence of analogy in searching for the law-maker’s intention, the determining of the obsolescence of precedents and quoting precedents out-of-jurisdiction. The place analogical reasoning has in legal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touched upon. On top of that,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usage of analogy in precedential law which enable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rationes decidendi for the proposition of applying judicial precedents directly upon the relationship of similarity that obtains between cases decided previously and the instant case.     

常识、常理在司法中的运用

正确理解常识和常理,对司法裁判具有重大意义。常识和常理属于人们的的经验性知识,具有前理性、非系统性、经验性、大众性乃至客观性等特征。在司法中,常识和常理是法官认识案情、解释法律、展开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法官可以运用常识、常理认定案件事实,检验和校正法律推理。常识和常理还是法官进行法律论证的资源之一。但是,不能过于夸大常识和常理在司法中的作用。     

类案检索机制的设计原理与实施评估

类案检索机制从2017年8月1日提出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密集出台了实施规范。类案检索机制的原理是:法官依托类案检索系统,全面检索与其待办案件类似的案件,法官依据检索结果制作类案检索报告,法官对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与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比较,以类案类判为标准作出裁判。针对我国类案检索机制在实施中的问题,将来的类案检索机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裁判文书数据库、改进技术应用手段、完善检索规则、确立类案识别标准、公开类案检索结果。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法律约束、个案正义与司法论证——对自由法学的另一种解读

19世纪末的自由法学认为,实在法是存有漏洞的,法官的任务便是进行漏洞填补.为解决法官"法律约束"与"个案正义"难题,自由法学将法官裁判区别为"主观动机"与"客观论证"结构,并将法律约束置于"客观论证"层面,通过公开论理使暗含在判决中的法官"主观动机"以客观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对此,纯粹法学通过法位阶秩序理论予以批判,然该批判误解了自由法学的理论诉求,同时也就无法洞悉司法过程的真实状态.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司法权威取决于人们对司法主体的文化定位、司法过程的文化认同和司法结果的文化支持。司法主体权威的内：函、能量和界限取决于司法角色的文化定位、司法功能的文化期待和司法管辖范围的文化选择；司法活动是寻找事实和寻求法律的文化认识、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的过程，其权威根源于文化认同，来自于文化共识，立基于文化解释。司法裁判的权威深受人们诉讼观念的影响，尊重司法结果的文化意识是司法权威确立的前提，认同司法结果的文化取向是司法权威的基础，支持司法最终解决的文化理念是司法权威的支撑。只有给法官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只要对司法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法律解释、司法立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法官才能摆脱外在的各种压力，真正走向自治和自强，从而不断地提升司法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