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人大制度的若干思考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主要途径:一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明确代表职责,促进人大代表专职化;三是理顺人大与国家机关的关系,确保人大职能的行使。     

选举制度改革刍议

针对我国选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健全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提高代表素质，改进代表候选人介绍办法四个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革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差额选举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以竞争为中心的公开公正的选举程序;改革代表制度,人大代表要与企业家身份脱离,政府官员不宜兼任人大代表;调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功能,扩大常委会立法权,实行常委会的专职化;改革人代会的议事程序和议事方式,延长会期,由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法案;改革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方式,为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服务。     

选举委员会制定的选举工作方案需报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选举委员会制定的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需报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在我国各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国人大、省级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代表选举属于间接选举,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属于直接选举,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因为间接选举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与直接选举相比,工作量相对要少一些,也便于组织,所以不设选举委员会,而是由各该级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     

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不可忽视的相关问题

今明两年,地方各级人大将陆续换届,新一轮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也将陆续展开.下面,笔者依据选举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践,就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县乡两级”)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需要引起重视和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谈一管之见.     

人大换届选举,重在落实制度公正

今年是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年,9亿多选民将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5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当下,一波波选举大潮正在各地接踵掀起,展示着本年度规模最为宏大的政治生活景观,并直接检验着选举制度的民主和公正. 选举权是民主权利的源头,也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谱系的基石.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公民选举权运用最为频繁的领域是选举各级人大代表.1979年出台的选举法,将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谱写了意义非凡的政治体制改革佳话.由此,最大程度地汇聚了民意表达资源,奠定了基层政权基础.     

完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若干思考--为纪念人大制度50周年而作

人民代表是代表机关的主体 ,代表的产生是人大制度的逻辑起点 ,因而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构成人大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完善人大制度首先应当关注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完善。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存在着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缺陷 ,表现在 :不具有中立色彩的选举组织对候选人的确定及选举过程的不适当的操控 ;宪法和选举法长期将直接选举停留在较底层次 ,没有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而相应提高 ;选举主体的选举意识普遍淡薄、知情权缺位及被动式选举行为 ;被选举主体的利益和动机的错位、不纯现象与代表的政治职务严重不符。针对这些问题 ,文章提出了完善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是完善现行代表的选举程序 ,包括改进和健全现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增强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开性、适当推行与扩大界别选举制、改革代表名额分配办法、区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环节 ;二是适时扩大直接选举的层面 ,直至最终实现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论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虽经屡次改革,但仍存不少弊端,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刻不容缓。本文笔者从扩大直接选举范围、竞争性选举、改进候选人提名、缩小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完善选举诉讼和监察机制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不同类型的代表候选人落选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是国家法定的民主制度。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直接选举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广大选民的民主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根据对部分县(市、区)的调查表明,选民在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选举倾向,代表候选人的落选率与其自身的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年龄以及候选人的排列顺序等因素密切相关。     

直接选举与代表候选人提名

我国县级以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直接选举的形式,经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直接民主选举制度是否完善,这是关系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化程度高低,也关系到全体人民是否真正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问题。本文就改革和完善直接选举与代表候选人提名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试论人大制度作用在法律文本与政治现实上的不对称

政治文明的精髓是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重要载体的人大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在法律文本与政治现实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需要通过优化人大工作环境、完善根本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途径,使人大制度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分裂国家罪及其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关于分裂国家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分裂国家犯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发生,对该罪的惩治面临着严峻的形势.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也给我们研究分裂国家罪带来了新的课题.因此,了解分裂国家罪的立法概况,研究分裂国家罪的特征以及司法认定,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大监督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分析

人大监督功能严重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本文不仅分析了人大自身运行机制的因素,而且着重从人大监督制度的理论立足点、经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剖析。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论地方人大的共同立法

为区域合作提供充分的法律资源,必须加强立法协同。其中,对属于地方权限范围、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解决以及宪法和法律未禁止的事务,经法律上的允许,有关地方人大可以通过协商,共同起草建议稿,分别审议、通过,以各自的文号共同发布地方性法规,即开展地方共同立法。我国宪法体现了有关区域合作的精神、原则,有关法律上存在“协商条款”,但我国目前尚无地方人大共同发布地方性法规的直接法律依据。有需求的地方人大共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从长远、普遍性需求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修改我国《立法法》,作出相关明确规定。地方共同法规在内容上按所达成的共识而定。它除了与一般地方性法规相同的必要条款外,还应包括实施主体条款、利益平衡条款、开放性条款、效力条款和纠纷解决条款等特殊条款。     

Strategic Retirement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Preferences On Voluntary Departures from Congress

Are members of Congress responsive to public preferences in their decisions to seek reelection or retire, or do members simply rely on the advantages of incumbency to secure reelection? I argue that members of Congress consider their electoral vulnerability whe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seek reelection, informing their reelection odds with the same short‐term electoral forces that influence election outcomes: partisan preferences, economic evaluations, and congressional approval. Considering aggregate rates of voluntary departures from the House and Senate from 1954 to 2004, I show that rates of retirement reflect, not onl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within Congress, but also the mood of the electorate.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立法者--从1980-2004年人大常委会公报看立法理念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者对法律的功能经历了从专政工具到治国方略的转变过程,在立法理念关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粗”、“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社会转型时期的立法如何在维护法的稳定性和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之间谋求平衡是时代对立法提出的新的挑战。     

试论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监督

立法监督一直都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在传统的理论中是处于最高权力形态,拥有无上性,从而使立法监督缺失。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双重身份的分析,旨在找出当前情况下立法监督的逻辑基础,使立法监督现实可行,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