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行政法视角下的行政决策

在我国,行政决策通常属于行政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表现在主体、目标、对象以及责任承担上。行政决策与法律、政策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受到行政法之约束,并且应当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畴。基于自身的多样性,对属于行政行为范畴的行政决策应当以行政法原理进行约束;对目前不能纳入行政行为的可用政策和程序加以规范。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原则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对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预防与控制行政决策腐败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行政决策法治化方面存在决策者法律意识薄弱，行政决策权限划分比较粗糙等问题。为了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应提高决策者的法律意识，完善行政组织法等法律制度，将行政决策程序法律化，完善行政决策监督体制，强化对违法决策者的责任追究。     

行政法治视域下刍议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在行政法治视域下,村委会享有法律授权的行政职权,在正常的职责活动中履行着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有确定的行政主体地位;因而,其运用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进而,在履行某些行政职能并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引起诉讼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法治化限定

现有地方政府规章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规定,不仅存有差异,甚而相互冲突,加之过于原则与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其纠偏路径在于,应该在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时规定行政决策涉及的资金达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适度的具体比值,而不是直接规定行政决策涉及资金的具体数值;对基本权利的界定应以宪法文本为标准,但有必要对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作一种体系化的诠释。所以,应按照法治的基本精神,将"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范围限定为:当行政决策是具体行政行为时,其涉及的资金达到本级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适当比例时就是重大行政决策;当行政决策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只要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就属于重大行政决策。前者从数量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数学理性影响下法律形式化的必然要求;后者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权利作为法的基石范畴的应然要求。     

论行政误用职权

行政误用职权是被行政法学界忽视了的一种变态的职权行使行为,它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对行政职权的错误运用,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它存在于真空地带行政事务处理、职权交叉性行政事务处理、利益对立的相对人赋权、冲突规则选择、法律援用等行政执法行为中。针对行政误用职权的特征和表现,本文探讨了行政误用职权的原因,提出了行政立法权合理划分、行政职权的定性与分配、行政法规范的操作技术改进、行政主体法律认识的提高等对策。     

论抽象行政行为与普遍性行政措施

行政机关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均属于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这类行为称为普遍性行政措施。作为法律实践策略,可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定义为行政立法行为,从而将其排除出抽象行政行为范畴。     

从我国环保部门处理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谈高效环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

民事活动论是一种会最终导致削弱或取消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工作的理论 ,其主要错误在于无视《环境保护法》第 41条的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行为属于行政职责行为 ,在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纠纷的工作中 ,应实行“行政调解为主 ,行政裁定为辅”、“注重行政效率”和“行政裁定应该接受司法审查”的法治原则 ,坚持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观点。     

从“三鹿事件”看我国行政不作为赔偿的法律空间——兼论《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现行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行政不作为,但通过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将其纳入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行政赔偿范围。在行政行为是否构成实定法下的行政不作为这个前提性问题上,是无法同样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推而衍之"的,即无法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释放出空间,这样,在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引入保护规范理论就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

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最经常运用的方式,它贯穿于几乎所有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行政裁量是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机械执法,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但是,行政裁量如果被滥用,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谋私和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便利的手段和工具。应充分运用软法指导裁量、促进裁量和制约裁量,通过软法机制规制和保障行政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保证行政裁量权为善而避免其为恶。     

卫生行政处罚调查程序中相对人协力行为研究

行政调查是行政处罚的先行程序，是行政机关的重要权力活动之一，是行政处罚与决定的基础。因为卫生行政调查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相对人的协力行为对达成行政目的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我国对其研究较少。行政协力符合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选择，已成为当今行政实践重要的行政手段和行为形式。所以应该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中加入此内容，建立以非法证据排除为核心的相对人救济手段，采取相关措施以约束行政权。     

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

行政决定说明理由正趋于成为英国行政法上的一般规则,它和自然正义、正当期待及公正等原则相关联。说明理由是良好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助于行政机关的自我拘束,有助于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有助于法院开展有效司法审查。官员在特定情形下必须为行政决定说明理由,但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下可豁免于说明理由义务。欠缺理由说明可能导致行政决定无效或者被撤销。在中国,应进一步扩大说明理由的适用范围,对法律、事实和裁量问题予以充分说明。     

行政强制法立法若干争议问题之我见

本文对《行政强制法(草案)》(三审稿)中存在的三项主要争议从实践层面进行了系统探讨。作者认为,行政强制设定权应配置给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但在条文表述上应修改得更加严谨;行政强制实施体制原则上应实现裁执分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强制决定后,应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并裁定,但一律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行政强制基本原则应包括四项: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比例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我国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探讨

我国对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充分而且存在着一些误解。行政救助是实现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生存权保障是行政救助的权利基础,生存权的性质、内容和特征决定了行政救助是实现生存权的重要手段;行政国家下行政权更加能动和积极,可以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等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到行政救助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去。因此,应把正义理论、生存权保障理论和行政国家理论作为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     

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

当代行政决策过程涉及多元利益权衡,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传统行政法分析框架对行政决策行为合法性的分析技术,主要限于形式合法性分析,这已远远不能解释和评价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分析,需要引入一种"实质合法性"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将形式合法化、理性合法化、民主合法化机制结合起来,以分析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理性构成行政决策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论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与行政行为成熟原则、行政行为完成原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行政诉讼受案时间的立体化标准。1993年达比诉西斯内罗斯案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该案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后半部分的规定为基础,确立了穷尽行政救济要求的新规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穷尽问题和例外情形两条主线相互交叉、共同发展的过程。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对于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行政机关的自治权、进而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关海关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

海关行政裁定是指海关在货物进出口前应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申请 ,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对与实际进出口活动相关的海关事务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是一种判例式的行政执法行为。从裁定事项、表现形式、作用对象的范围以及需依申请而作出等方面看 ,海关行政裁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具有可诉性。     

行政执法文书中的瑕疵问题研究——基于468份律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分析

瑕疵行政是指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职责中所作出的不合法、不合理、不正确的行政行为,包含重大明显瑕疵、一般瑕疵、轻微瑕疵和明显轻微瑕疵四种类型,并对应不同的法律后果。468份律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存在说明违法理由不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不清晰、法律依据适用不准确、决定程序表述不明确、救济途径告知不完整等情形,可归属为不同瑕疵行政类型,以明显轻微瑕疵为主。实体规定适用困难、程序价值不受重视、文书价值认知不足、文书制作能力欠缺等分别是出现上述情形的主次成因。明确行政补正的主体责任、规定行政补正的实施时间、强化行政补正的启动机制,有助于完善行政补正实施机制;修订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制定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有助于消弭引发行政补正客观因素;健全人员招录培训、明确文书制作样式、制定处罚裁量基准、强化文书释法说理,有助于消减引发行政补正主观因素。     

论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优化

行政协议约定内容的设定没有受到立法程序中关于公众参与程序和立法机关备案审查程序的控制,也往往没有协议内容公开和相关程序的要求。相较于行政决定(由行政协议转化而来的除外)作为非诉执行依据的情形,行政协议作为非诉执行依据时更难以解决行政法上的代理人问题,即行政协议中行政主体一方更难以全面地代表公共利益。从现行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制度的执行名义、申请程序、审查程序和标准来看,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主体一方应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全面考量和保护,并提出如何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