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与人权发展

一、公益诉讼的理念探讨 （一）公益拆讼及相关概念一般认为，在词源上，公益诉讼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在罗马程式诉讼中，有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之分．前者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後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     

国家治理体系中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风险的司法预防，其实施依据目前仅源于司法解释和政策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要求出发，需要在预防性环境司法样本中提炼问题和总结经验，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进行规范构造。一是将其诉讼类型从民事公益诉讼拓展至行政公益诉讼；二是将其受案范围从危害控制型拓展至风险控制型；三是将其责任形式从程序救济拓展至实体防御。在积极拓展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同时，也应当稳妥界分其演进路径，即细化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适用情形，优化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结构分工，以最小的司法成本实现最佳的环境风险治理目标。     

公益诉讼与法律制度变革构想

公益诉讼是使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司法救济途径来维护和实现自己基本权利的一种新型诉讼形式。其主要作用在于使法院能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制裁和惩戒，并使之停止侵犯行为。进一步实现彻底的公益诉讼仍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利益代表功能以及律师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立法机关也应在适当时机，拓展公益诉讼立法的范围。     

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与不特定多数人有关的利益，是多数人可以搭便车受益的新型诉讼。鉴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环境保护具有公益性，法律调整应从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换。环境公益诉讼的提出，突破了我国传统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限定所遵循的“直接利害关系”理论，需要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进行拓宽，并辅之以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公民参与，应该扩大损害范围界定。对于环保团体，应从法律上赋予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以此来发挥公众和团体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     

分立抑或统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与分歧消解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位与公益诉讼受关注的现实程度极不相称，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分歧与对实务运行的担忧，因此，以整体公益诉讼理念为指导，打破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部门视域的局限，适应公众迫切期望公益诉讼制度迅速建立的“民心所向”，积极探索统一公益诉讼实务运作路径，构建私权对公权制约的涵盖各类公益诉讼内容的综合公益诉讼制度，允许不特定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选择。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和综合标准的争议。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标准应选择行为标准，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从环境损害的固有特征来看，行为标准契合环境损害的特性，有助于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发挥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主导作用；二是从现有行政体制内部监督机制的不足来看，行为标准有助于发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作用，弥合现有行政体制内部监管的缝隙；三是从诉讼制度的目的和构造来看，行为标准不仅是实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需要，还与客观诉讼的诉讼构造的宗旨完全契合，是客观诉讼构建的一个必要环节。     

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中的进步与局限———评新民诉法第 55 条简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公益诉讼条款引起了广泛争议。其允许“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方式使得民间组织在未来能否实际获得公益诉讼起诉资格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该条款未将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无论从实质内容还是从立法技术上说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该条款创造的“官方公益诉讼”既有违中国传统执法体制。也极大地扭曲了公益诉讼原本所具有的含义。尽管新民诉法第55条对未来公益诉讼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仅凭这个条款并不足以克服现在公益诉讼发展面临的真正障碍。     

突破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瓶颈:适格原告扩张与激励机制构建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快速发展很好地解决了环境司法“阵地不好”和“指挥不专”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进展缓慢,案件数量远低于预期.原告资格的扩张与激励机制的构建,是突破环境公益诉讼瓶颈可供选择的两大举措.应当基于我国实践,顺应国际趋势,将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赋予公民、社会组织、环保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等,并妥当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冲突问题;同时,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激励机制,反思当前地方政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激励机制,即采用的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承担原告诉讼费用与直接“免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合理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绝非逞一时之快,需要长期推进,具有“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的“败诉方负担”规则才应是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所遵循的规则.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陈岳琴的“三大战役”

陈岳琴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公益律师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事务律师。但是,她把工作重点放在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上,她的办所方针则是“公益先行,以商养公”。与王灿发不同,她的环境公益诉讼集中于城市,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优劣分析和顺序选择

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环境利益鲜明的公共性、社会性,使公共机构成为原告主体之一是必然选择,而环境利益的多主体交叉性和环境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冲突性,使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代表环境公共利益也是必要的.分析各类潜在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优势和不足,认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设立相应的程序,让最合适的主体有机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从而使环境公益诉讼有效发挥其功能.     

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是指为了保护环境公益,公民、法人、社会团体或者国家机关等依据法律的规定,针对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一种特殊诉讼活动。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极为成熟也极具特色,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较为成熟,由于印度与中国在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等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对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浅析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传统诉讼法理论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安全等社会公益,公民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资格不被承认。然而,随着新型纠纷(垄断公害诉讼、环境纠纷、消费者公益诉讼等)的出现,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公益诉讼问题初论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被很多学者称为开中国"公益诉讼"之先河。新民诉法于2012年8月31日生效,我国的公益诉讼将名正言顺地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公益诉讼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法,是由市民提出的。公益诉讼实际上是针对私诉来说的。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划分为公诉和私诉。公益诉讼是包含在公诉中,但公益诉     

激活支持起诉原则

现阶段,支持起诉原则是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参加公益诉讼的主要依据,对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支持起诉作为我国一项民事基本原则有着重大的缺陷,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引入公益诉讼领域。并需要对其在主体资格以及支持起诉的公益诉讼的范围方面予以完善。     

法轨内寻探行政公益诉讼之佳径

研讨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起源、内涵及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们将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引进到中国,并将其称为“公益诉讼”.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都是借鉴的美国.我国公益诉讼有自己的内涵、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国有财产的充分保护

国有财产保护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点领域。国有财产是国家“应有的”财产，是“物”和“权利”的统一，其取得方式不应仅仅局限“法律规定”。保护国有财产要秉承既是权利更是职责的理念。排斥民事公益诉讼介入，单极化保护机制设计及单轨制行政公益诉讼架构成为现行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一大缺憾。打破狭隘认识，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走中国特色的国有财产保护行民衔接双轨共治公益诉讼之路是有效破解之策。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兼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公来参与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无救济即无权利是法治的最高信条之一，如果环境公共利益不能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环境个体利益就很难实现。中国民事诉讼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探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途径，明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辨析

我国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过于关注技术细节和制度设计,而忽视了一些本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理论核心问题。基于法院对4起环境公益诉讼迥然不同的处理,我们需要从性质、原告主体和客体三个层面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系统反思。从性质上看,我们不能再陷入传统诉讼制度理论的窠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二分法必然产生法理逻辑上的矛盾、遭遇现实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应是一种特别诉讼,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原告主体看,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从客体看,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应对的是行为对环境的损害,不宜将对人的损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渤海溢油事故追责之难

中国的环境污染犯罪很普遍，但是受到追究的却寥寥无几，已经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康菲石油公司这一次同样会逢凶化吉、不了了之吗？针对康菲石油公司的生态索赔之诉其实只是渤海溢油事故中的一个小环节一除了环境公益诉讼，还有环境私益诉讼，除了民事责任精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除了国家海洋局有责任作为，几乎失声的渔业行政部门，农业部门一样负有作为的责任。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即使国家海洋局提起了生态赔偿之诉且获得了胜诉，就能说渤海溢油事故已得到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