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传统行政法文化对我国依法行政的阻碍不容忽视 ,中国入世则为行政法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WTO下中国行政法文化的建构 ,从政府而言 ,要树立“法治”、“服务”、“透明”、“公平”、“诚信”、“效能”的新型行政理念 ;从行政相对人而言 ,要培植“权利”、“合作”、“守法”的公民意识。以入世带来的行政法制变革推进行政法文化的更新 ,是实现我国行政法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早期之“行政管理原则论”到晚近之“行政法治原则论”这样一个逐步成熟和发展的过程 ,但仍旧存在种种分歧和不足。本文在反思国内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矛盾分析、价值分析与宪政分析的方法 ,重新界定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确立标准 ,并进而以行政法的根本价值———“法的正义价值”和行政法的基本矛盾———“法与行政的关系”为内在根据 ,结合现代宪政所包含的民主、法治、人权等原则与精神 ,提出应当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为行政法定、行政均衡和行政正当三大原则     

宪政框架下的宪法与行政法之关系

近百年,宪政与行政法治,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宏大的主题之下,宪法与行政法之具体关系问题,虽有不少学者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却鲜有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以“应该”和“事实”两分为基础,分形式、内容、实效三个层次来解析“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这一命题。其中,前两个层次属“应该”范畴,后一层次属“事实”范畴。以期对如下问题有所启迪:缩小中国实然意义上与以宪政国家为模本所构成的应然意义上的“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距离,实现宪政与行政法治的良性互动。     

简论行政法文化

本文在界定行政法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以回顾我国现行行政法律的制定为视角，从每一部行政法律的成形为发端，诠释了伴随着新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发展，行政法文化的逐渐成形，法治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     

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

行政法总论具有减轻思维负担、提供法律解释、促进人权保障的多元功能。而部门行政法研究,对于行政法制改革、行政法总论体系的革新以及中国行政法学的本土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药品行政法为例证,说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有助于分析行政法上的利益关系构造;有助于建立介于行政法总论和部门行政法之间的、具有中度抽象水准的理论学说;并能推进行政组织法的建构以及新型行政活动形式的规范化。这将在整体上推进中国行政法学向纵深发展。     

第五届东亚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2002年11月23至24日,第五届东亚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我国大陆代表团由著名学者应松年教授率领、一行22人参加了该研讨会。除中国大陆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     

人本行政权之中国道路论——对周佑勇教授“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之解读

人本行政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在当代中国,周佑勇教授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为人本行政权的实现指明了道路.其中,行政法定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形式性原则;行政均衡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实体性原则;行政正当是实现人本行政权的程序性原则.     

行政刑法性质的科学定位(上)——从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视野考察

对于行政刑法性质的认识 ,法学界历来存在着“行政法说”与“刑事法说”之争。本文在辩正作为行政刑法界域的行政犯罪具有违反行政法与刑事法之双重违法性的基础之上 ,提出行政刑法具有行政法与刑事法之双重法律性质 ;并认为行政刑法在学科上应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 ,用以专门研究行政法与刑法的交叉、互动与协调关系。     

论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时代条件简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现代行政法的客现存在是该国行政法开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提,而现代行政法的创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实行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方略;二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外部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地位.纵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历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前后阶段等各个时期,“法治”理念是在曲折中得以不断提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独立资格地位也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现代行政法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熟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行政法主体研究

从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需要出发,研究行政法主体的含义、种类,着重阐述了行政法主体由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两部分组成,并提出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