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

在美国法上,法律家长主义是指法律为了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而限制其自治。在理论上,对法律家长主义争论主要是从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价值论两个维度进行的,对家长主义式的规定有无效率、法律是否应保持价值中立和自治这一价值在法律中的地位进行探讨。在实践中,法律家长主义在美国合同法、行政法和宪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表达自由、平等权等进行限制,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中的某些行为予以规制。     

从个案出发论法律父爱主义对契约自由的影响

通过对某村拆迁安置的个案研究,浅谈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契约自由从近代到现代的理念转变和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讨论,以及法律父爱主义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或者影响。     

谈我国立法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立法的开端始于寻求政权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刻上了法律工具主义的烙印。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法律虚无主义弥漫中国大地,并在＂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里程碑。改革开放初期,法律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工具主义色彩。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法律至上的观念开始确立。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论立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地位——基于“法律保留”的视角

作为人权保障的工具,法律保留以依法治国和民主主义为理论依据,曾经确立了立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优越地位。在今天,立法权的这种优越地位更多地表现为作为法律保留之立法具有形成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殊功能。中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它们构成了中国法律保留的宪法基础,也确立了全国人大在人权保障中的核心地位。     

比较研究法律工具主义、法律价值主义展望中国的法治发展

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价值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其对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起着不同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价值主义的比对,进而提出中国法治发展的展望,以期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用更加合理的手段,充分发挥法律价值主义的作用,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

作为一种解决“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由模式通过区分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行为性质,假设紧急状态能够从正常状态中分离出来。该模式包括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以及立法机关的审查和批准等要素。在危机的全球化、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盛行和紧急权力法制化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下,自由模式在20世纪初期开始衰微。然而, 法律主义的悲惨前景,行政机关紧急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连续减损等事实,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模式的价值,并提出超越自由模式。超越自由模式与法律主义相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应对极端危机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关于自由的法哲学探讨

自由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法必须确认、体现和保障更多人的更多自由 ,否则就具有非正义性。同时 ,法也要限制自由 ,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取消自由 ,但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合理的 ,所谓合理的限制界限 ,即应当服从一定的原则。本文提出了法律限制自由的四项基本原则。     

民事权利基础主义初论

自西方舶来的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因精神内质的缺失和规范隔膜的严重急需民法精神即民事权利理念的塑造。民事权利基础主义就是确立民法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将民法作为除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创立与执行的依据。制定一部能体现民事权利基础主义的民法典既要体现其基础法的大家风范 ,又应允许适当的私力救济的存在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 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 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 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 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 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 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逻辑是训练法律思维的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法律逻辑有助于准确掌握和运用法律概念,合乎逻辑地建立和把握命题并进行法律推理,对即将作出的法律裁决或法律意见进行逻辑论证.为达到将逻辑理论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能力之目的,法律逻辑学应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

法律推理具有逻辑方法和审判制度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前者向后者的演进过程。法律推理是一个综合运用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法律解释作为该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以正当理由阐释法律理由而获得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手段。     

法理和情理

情感并非只能是任性的和不公正的,并非不能作为法律价值的终极来源.从中国儒家的传统哲学思想出发,一种"中和"的情感是可能通过修身渠道获得的,它可以称为情理.以修身作为治国根本,实质上是奠定社会形而上的价值基础的根本.情理可从修身中被发现,并进入日常生活的正义认知中.在法律推理中,情理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亏空.     

平安中国的法治保障——以防灾减灾的法体系、法规制及法衔接为视角

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国家,而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预防以及应对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订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的订立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有效的预防及控制灾害提供了法律依据及法律手段。作为防灾减灾的法规范需要依托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来相互支撑,形成基准法和特别法之间的配合,法体系构建中需要注重法的有效规制功能,以及法体系之间的配合与衔接。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一生的研究重点在于法律论证理论和认识论,特别是法律与正义上的融贯理论,在《作为合理性的理性:论法律证成》一书中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转化与法律证成理论。在他看来,法学结论、司法裁决等既可以在法律语境之中充分证成,也可以在它之外加以证成。前者为"法律语境内充分证成",其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传统之上;后者为"深度证成",它们作为商谈之最佳化条件下尽可能根本的证成而被法律人视为正当的前提提供某种支持或者批判。他成功地将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哲学、道德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从法律文化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法律文化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涵丰富且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概念。本文尝试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出发,通过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法律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的法律文化因素,以避免水土不服。即只有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看待法律,才会更好地促进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     

弘扬中国法文化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身分与法律义务、法律义务冲突

身分是人们在法律上所居的地位,该种地位决定其在特定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它与法律义务的产生、分配与运行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从身分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法律义务、法律义务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义务冲突实质上是义务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身分之间存在无法取舍的困境。那么身分就可以为法律义务冲突的解决提供一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