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政策遵从意愿?

【问题】新冠疫情的发展使得公众对疫情信息需求剧增。信息公开是否影响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遵从意愿,信息公开又通过哪些渠道与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对于引发不同遵从成本的防疫措施,信息公开对公众遵从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方法】作者于2020年2月3日至15日期间,借助线上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2 776个,使用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据。【发现】政府防疫信息公开对公众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公众的疫情防控政策遵从呈现高成本遵从和低成本遵从两类,信息公开感知对公众高成本遵从的影响显著高于对低成本遵从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通过政策理解和政策满意度两种机制影响公众防疫政策遵从意愿,政策理解的中介效应比政策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结论】论文的研究肯定了信息公开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指出政府疫情信息公开应保证公众对信息的获得性和信息的可理解性,同时应预先评估信息可能蕴含的高成本和低成本属性,应特别重视信息公开的方式和技巧。     

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应急协同能力研究

伴随着政府转型和社会力量有序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其应急协同能力成为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一个关键问题。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救援的现实情况、中国国情和社会组织本身的独特性,客观地分析了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功能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应急协同能力指标体系,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模型,并以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为研究实例进行了评估验证。研究结果为科学认识社会组织应急协同能力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和量化指标。     

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公信力塑造功能——基于近年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嬗变视角的分析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之本,但中国慈善组织在之前特定环境中建立的初始公信力,却在近年市民社会发育、信息社会深化和政府公信力转型的影响下,遇到严峻挑战,导致一些慈善组织面临公信力危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具有正面信息传播、虚假信息证伪、公众权益实现、信任关系固化等功能,这有助于重构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应该从信息源的改善、信息公开内容的保证、信息公开服务的优质提供、信息公开过程的优化等方面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以重塑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图书馆政府信息组织与服务

图书馆是向公众提供政府信息的重要基地,全面收藏政府文献是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基础。图书馆要向公众提供完整、权威的政府信息必须要对所获得的政府文献进行科学有效的组织和整合。行政机关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图书馆现行信息组织的规则。目前任何单独的部门无法最终解决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所有问题,因此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及向公众提供政府信息服务都需要图书馆、政府网站、行政机构之间协同合作才能完成。     

社会组织监管信息公开中的政府供给机制问题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信息公开机制中的政府供给机制,在信息公开模式上,存在依申请公开未"落地化"与主动公开范围"狭窄化"问题。完善配套立法与扩大主动公开信息范围是应对之策;在信息公开内容上,存在偏重登记准入监管信息公开而忽略登记后续监管信息公开问题。扩大后续监管信息公开,尤其是后续监管结论形成过程信息公开是实现社会组织监管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关键之举;在信息共享机制上,存在因信息壁垒而导致行政监管协同性降低的问题。建立与完善监管信息异地抄告制度、通报制度、互联互通机制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监管整体质态。     

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安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法治化水平如何影响着公众对社会治安治理的评价。基于CGSS(2015)(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探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水平的影响机制发现,民众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感到满意。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多样性及参与的有效性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评价均产生显著影响。文章认为未来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从畅通治安治理信息公开渠道、完善网络参与法律制度和提升公众参与认同感入手。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论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

社会组织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包括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理论、公共责任理论和防止权力异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还存在诸多缺陷,社会公众监督意识弱化、新闻舆论监督乏力、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缺位和信息公开不到位.完善社会组织社会监督机制,应当完善公众监督、加强新闻监督、健全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推进信息公开、规范网络监督.     

论建立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均未涉及行政过程信息,这一立法上的空缺导致现实生活中哪些行政过程信息应当公开或者免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司法解释》中均找不到直接依据,现实与法律规范的脱节使得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亟待建立,这不仅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透明度、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客观要求。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构建起来的以为公众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管理及其绩效评估应该以公众是否满意作为标准。实施绩效评估就应该扩大公众的参与,确立公众的评估主体地位。本文就政府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的有关问题作以论述。     

打造升级版政务公开制度——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基本定位

随着信息化发展,各国纷纷打造信息公开制度升级版,更好为公众服务,扩大公众参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已经对升级版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也有一些有益经验。应该借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机会,按照中央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求,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我国3.0版政务公开制度。     

第三方评价组织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刍议

第三方评价组织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主体之一,在缋效评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第三方评价组织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第三方评价组织的实际。总结了影响第三方评价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提出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行政信息公开。实现资源共享、强化第三方评价组织行业自律、提高第三方评价组织评估结果运用的实效性等建议。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升政府形象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信任和信心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本文在介绍政府公信力现状和分析政府公信力缺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形势下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策略,即从建立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政府信用评估制度,加强政府信用的社会监督,健全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升政府形象。     

论我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模式与实现路径

在转型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需要处理好民主立法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建立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理性决策方式和民主治理形式,有助于将这一模式内化到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在立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立法听证制度,建立以协商为导向的立法民意测验制度,从公众参与的层面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将公民教育、民生立法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等具体路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     

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功能探析

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是环境善治的有效手段。综合我国国情,我国应注重发挥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功能,加强政府环境信息主动公开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信息服务理念、信息传播渠道与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条件。     

政府信息公开如何与保障隐私权对立统一

政府拥有的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资源,也是公民组织参与国家管理、维护自身权利、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要使这些资源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水平和政府的工作效能,就必须大力提倡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可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确保每个公民和组织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信息资源,保证政府机构有效、公正、透明地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在致力于建设阳光政府的过程中探索出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方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同时,一个敏感的问题随之而来,就是如何确定什么信息可以公开而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信息公开后,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应如何寻求救济。本文就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论述。     

政府信息公开如何与保障隐私权对立统一

政府拥有的信息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资源,也是公民组织参与国家管理、维护自身权利、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要使这些资源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水平和政府的工作效能,就必须大力提倡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可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确保每个公民和组织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府信息资源,保证政府机构有效、公正、透明地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在致力于建设阳光政府的过程中探索出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方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同时,一个敏感的问题随之而来,就是如何确定什么信息可以公开而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信息公开后,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应如何寻求救济。本文就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论述。     

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和个体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从法律角度而言,组织化问题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通过利益组织化而展开的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选择。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进程,本身将是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过程。     

论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引进多元评估主体

政府绩效评估中引进多元评估主体具有重大意义，它增加了公众和专家的参与，并能促使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责任型和回应型政府的转变。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估虽然实行的也是多元评估主体体系，但存在着主体缺位和错位、独立性不够以及主体间的权重比例不够科学等问题。应该在评估主体中进一步增加公众和专家的评估比重，并由第三部门主导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加强信息公开与透明，建立科学的绩效信息系统，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

行政过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一道,肇端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制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以及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嬗变过程,并继续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基于行政过程论和公众参与论视角,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决策性和审议性等要素特征,与一般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相比,其具有法律依据多元、公开动力与方式不同、公开深度与策略不同等特殊性,且在促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与实效性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包括决策启动、决策方案的拟定及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讨论决定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其不予公开的范围,可从法律明文规定和比例原则两个视角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