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从公众参与到利益衡量和理由说明——重大公共资源配置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的方向

在保障重大公共资源配置行政决策的正当性上,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为弥补公众参与的局限性,应当在法律上明确重大公共资源配置行政决策的作出应当遵循的利益衡量规则和程序,赋予上级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具有衡量瑕疵的重大行政决策的权力,同时按照审议民主理论的要求,建立重大公共资源配置行政决策强制说明理由制度。     

论建立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均未涉及行政过程信息,这一立法上的空缺导致现实生活中哪些行政过程信息应当公开或者免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司法解释》中均找不到直接依据,现实与法律规范的脱节使得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亟待建立,这不仅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透明度、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客观要求。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权权能构造的法规范分析

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回应和化解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和正当性不足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近年来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建构的一个热点。基于《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和若干地方政府规章的条文分析,可归纳推导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权包含以下3项具体权能:知情权、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合理建议获采纳的权利。间接民主下的决策模式决定了公众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只是决策者决策时的参考,并不能对决策者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因此,任何实质性的决策权能均无法嵌入间接民主下的重大行政决策当中。然而,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制度建构的风险防范,当重大行政决策出现重大争议时,有必要建立一种决策模式的切换机制,将间接民主的决策模式转换为直接民主的决策模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决策方案。     

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及其化解的法治路径

当前,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环保意识迅速增强但环保知识缺乏,公众环境参与程度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诸多局限,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效果甚微等.本文认为,要通过实现维稳方式由“堵”到“疏”、环境行政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到“回应型”、公众环境参与由“叶公好龙”到“与龙共舞”的三个转变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寻求法治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民生为先导,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加强行政决策制度建设,通过相关决策内容和决策日标的调整,推动政府职能有效转变。行政机关应当运用法治、规则和程序,以"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的程序理念为内核,建立具体的正当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这些规则包括:(1)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制度要求政府除对依法保密的事项外在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个过程将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依照法定范围和法定形式公开,公众有权查阅。(2)公众参与。实行听证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完善     

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与借鉴

有关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有《信息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过程中的”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不公开信息的理由.与此同时,美国非常注重对国家安全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别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对行政结果类信息的公开,而非“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因此,美国的相关制度对于推进我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论环境信息公开机制的完善

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所负有的一项法律义务,与之对应的是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信息公开是实现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公众只有在获知环境信息后,才能参与环境保护.同时,积极获取环境信息,敦促义务主体加强环境信息公开,这本身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当前我国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虽然提到了环境信息公开,但是环境信息公开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公众知情权的满足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风险社会中的决策科学与民主——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的分析

在风险社会,社会管理必须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行政决策既要具备科学根据,也要体现民主价值。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理性模式,是充实行政决策科学根据的主要渠道;以民主参与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体现决策民主的主要渠道。风险评估应当严守科学底线,通过恰当的制度配置,确保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公正性、可靠性。公众参与风险规制,则要求实现风险评估程序启动的开放性、评估过程的透明、评估结果的公开和可审查性。     

让民意始终存在于决策的每个环节中

近日,《北京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据此意见稿,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将实行预公开制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决策草案.(4月22日《法制日报》) 北京市要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决策草案,显然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开还存在“闭门造草案”的弊端,笔者认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形成更应富有“民意含金量”,即坚持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增加重大行政决策公开的民意“附加值”.     

信息公开条例司法解释或年底出台

六成省级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格 9月28日,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合作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观察”项目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09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行政信息公开六成不及格,国务院43个下设机构中仅银监会与商务部及格。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名与实——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改革的听证历程

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结合是回应民主发展与行政统治性危机的必然,而其本质是一种博弈过程,存在名与实的二元分立,因而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有效性命题及其标准。以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透过过程主义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调整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可知其存在参与人困局、结果封闭性、信息瑕疵、约束机制乏力以及功能定位局限等问题,制约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结合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有效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需要系统性变革:核心理念嵌入、法律制度的跟进、信息保障和参与机制的优化以及功能定位的扩展,其中观念更新是"软件"、法律制度是保障、参与机制的优化是"硬件"、功能定位的扩展是"催化剂"。     

公务员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论城市规划听证会中的市民参与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参与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由集体讨论决定。由此可见 ,公众参与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公众参与可以增强行政过程的正当性 ,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及理性化程度 ,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公众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 ,本刊特邀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展开探讨 ,以期对丰富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有所帮助     

论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提高——以城市规划领域为例

公众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应当是有效的参与,能够发挥参与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虽然在众多领域均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高。要提高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应从进一步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参与者的权利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

政府管理要达到“善治”的标准就必须使政府的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即政府应将行政信息公开,这是政府的一项义务。行政信息之所以要公开,因为它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公开行政信息更是正当程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WTO规则的重要体现;从宪政的角度讲,行政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上的公众参与理论也论证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的合法性分析

政府强制统一更换商铺招牌,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决策行为应依法进行.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必须在法律授予的权限内行使,遵循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符合行政决策的实质合法性要求,特别是应符合比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