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犯新形态与公民积极义务的限制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义务都呈现扩张趋势。任何基于他人安全考量而通过不作为犯所强加的责任都不应是无限制的。传统作为义务学说难以说明现代社会刑法中公民积极义务的法理。现有不作为犯新形态各有其正当化根据，无法类推适用到其他犯罪类型。公民反恐合作义务以公民的宪法地位为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作义务则是信息网络权力结构的产物。限制刑法中公民积极义务的过度扩张，应从宪法与刑法两方面进行。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关键在于明确义务的分层与犯罪的类型及严重程度，控制刑法的调整范围。     

试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之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有三项: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除此以外,扩大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合适的。本文试从不作为的犯罪义务的各国立法、不同学说入手,结合我国现状加以分析。     

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根据

不作为犯罪一般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前者在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对其在理论上的争议较少.而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问题在刑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但在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其又广泛采取承认的态度,由此引发了有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问题.本文拟就不作为犯罪问题之一的作为义务根据进行探讨,希望能通过对作为义务根据的合理界定来阐述笔者对作为义务和不作为犯罪问题的一些认识.     

积极义务、犯罪化与信息网络犯罪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一系列积极义务,体现的是国家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和刑法对网络共治原则的强化,在当下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但积极义务的违反并不具备刑法惩罚的当然性,国家有必要维护规范体系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避免将犯罪化作为塑造公民责任感的手段,合作义务的泛化及其带来的执法权限下放是存在法治风险的解决办法。我国未来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协同治理,在刑法领域,对积极义务的设定有必要秉持最小化的理念;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的一种，而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到底为何种行为一直在争论之中。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只能是一般违法行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犯罪行为，更不可能是合法行为，而一般违法行为充作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先行行为只能发生在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场合。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只能是法律义务,不能是道德义务,否则,就会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先行行为必须限定一定的条件才负有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正当行为只可能引起道德上或民事上的义务,不能引起刑法上的作为义务。正当行为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否则,刑法体现的价值是对非法行为的保护。     

论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属性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在于对一些多发性和危害性极大却难以用传统罪名规制的犯罪进行有效的惩罚和规制。本文阐述了持有、作为和不作为的涵义,经过对作为和不作为进行辨析,认为持有型犯罪应是一种不作为,并将持有的不作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前设条款的不作为犯罪,着重关注上缴义务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另一类是没有前设条款的不作为犯罪,类似举动犯的真正不作为犯。     

不作为犯罪探析

不作为犯罪在实践中时有发生，但是对它的认定却相当困难。我国刑法对纯正不作为做了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尚未提及。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是什么，其因果关系有何特征，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各是什么，本文将逐一辨析。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谈对不作为的理解

不作为犯罪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直都是刑法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系统探讨了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义务来源和因果关系。正确认识不作为犯罪的问题对进一步认识刑法总论具有重要意义。     

论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

不作为犯罪是犯罪的基本形式之一。而特定义务则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可以说,在刑法理论中所有不作为犯罪的问题无不以特定义务为基础,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决定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以及属于何种性质的主要依据。一句话无特定义务则无不作为犯罪。因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无论对于丰富刑法理论,还是对于指导司法实践都是不无禅益的。一、不作为犯罪特定义务的概念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是法律义务的一种,即公民在特定的社会关系领域内,基于特定的事实和条件而产生的为一定行为的具体法律义务。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明确、具体性。法律义务从其适用范围来划分可分为一般义务与特殊义务.不作为犯罪的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