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法制现代化新探

临近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终于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这是当代我国法制创新乃至现代化的目标。法制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等巨大创新．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由于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在法律传统中“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要厉行“法治”．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现实与传统的关系;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优秀的法律成果时,又必须处理好“中”、“洋”…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

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夏锦文蔡道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法律观念的现代化。其中法律至上应是中国法制现代化（法治化）的观念基础。这意味着法律应该...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论核心价值观对法律文化构建的引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必须以树立法律信仰、推进依法治国、解决社会问题、推进法制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时间还相对较短及法律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复杂多样使我国法律文化的构建尚不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要进一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律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并以其为指引,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文化建设活动、继续深化和推动司法改革,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助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构建。     

论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法治的变革,而主导这场法治变革方向的不应该仅是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家国一体,儒学与法律的交融使得中华法系远播海内外,影响深远,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彼此依托,情理法完美交融,使得两千年来的封建法制根深蒂固,生生不息。本文认为中国寻求现代法制的道路不必舍近求远,对于传统的法律文化应该秉承批判继承的方针去取其精华以找寻适合现代法制发展的因素。     

对沈家本《论杀死奸夫》的现代法理解说

在中国的法律史上,沈家本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以他于上世纪初主持的清末修律为肇始.当时,国门已开,而清王朝的法制仍在因袭两千年的封建故道上缓慢前行.在西方现代法治精神的辉映下,落后的封建法制愈发显得晦暗.跟上人类文明进程的步伐,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虽是无奈之举,却也是当然之选.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罗马法与近现代中国民法——历史与未来

近现代中国民法系统移植和继受了大陆法系民法的原则、概念、制度和体系,并借此逐步抛弃其落后的封建成分,在先进的罗马法自然法精神、私权观念和私法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近现代中国民法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对罗马法精神的传承和对罗马私法内容和体系的继受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罗马法是近现代中国民法之源。未来中国民法应在把握与罗马法的源与流关系的基础上有选择的继受,实现对罗马法的理性发展。     

关于近代民法移植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在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中,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移植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必要性;从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来看,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也存在可行性。     

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法理体系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新旧体系演进过程。第一次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次是“旧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摧毁与维辛斯基法理体系的确立和极端化;第三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模式的被突破与中国特色法理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法理体系变迁的回顾,可以从中得出不少启示：一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是必须注重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批判继承;三是应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四是要继续为法理研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争鸣环境。     

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儒家政治哲学

在法制现代化驶进快车道的今天,对儒家政治哲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有一定的糟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但其中也不乏理性和智慧,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