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保护中风险预防原则的缺失及完善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在环境领域,科技发展的并发症已经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而难以回复,而潜在的环境风险则使人们感到害怕而又无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风险预防原则应运而生.本文通过研究外国环境法中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分析了我国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相关建议.     

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

"危害"和"风险"分别是传统秩序行政与当下风险行政的核心概念,语词之分的背后蕴含着制度应对的实质差异。危害防止强调对确定性损害和可预测危险的预防和阻止,是现代环境法应对的重心;但随着风险社会勃兴,对不确定风险的预防也逐渐成为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我国环境立法已经对风险预防有所回应,但仍然存在风险预防法律地位不明、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接口重塑风险预防在环境立法中的表达方式,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治理框架,并以程序理性为内核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裁量控制机制。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浅析WTO框架内的风险预防原则——以《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定》第5．7条为视角

作为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的风险预防原则,其精髓在于强调当有环境风险发生或发生之虞时,不应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而限制必要措施的施行。在WTO框架内,风险预防原则主要体现在《SPS协定》第5．7条。实践中,第5．7条的适用需同时遵循程序及实质两方面的要件。从这些要件可以看出,《SPS协定》第5．7条不是单纯地反映了风险预防原则,而是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化,其所规定的临时性措施是对风险预防原则具体适用的一项风险预防措施。WTO应以《SPS协定》第5．7条为基础,与国际环境法共同发展风险预防原则。这样既有利于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所造成的风险获得更有效的管理,又有利于WTO与国际环境法的协调。     

论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出现,为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风险预防也在国际环境条约的实施机制中频频显现,使国际履约机构和程序充满活力,并促进了各国履行国际环境条约的积极性。     

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

作为我国最主要环境立法的《环境保护法》应当明文规定环境法的基本原则。2014年修订该法时,新增了有关环境保护原则的专条,这是我国近35年环境立法史上首次以立法明文宣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环境法学者而言,此过程虽漫长、艰难,但其进步意义明显、巨大。新法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等四项环境法基本原则,依次应是学理上的"(环境)风险防范"、"预防(环境)损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发展了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之立法表述。就法律解释、法律执行、立法技术而言,环境法基本原则在未来中国仍有寻求新发展的必要和空间。     

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法领域的有限适用研究

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含义与判断标准,我国应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基因食品安全等三个环境法领域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这既是我国在上述领域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要求,又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典化应对

环境健康风险应对的政策探索正在引发环境法体系的变革，亟需厘清环境健康制度的价值定位并实现体系化完善。在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改之后，环境法体系对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追求日益清晰，包括公众健康利益较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其他环境公益应具有相对优先地位，以及应对环境健康风险应树立预防理念等等。由于现行环境法在规制理念、规制模式、规制结构等方面不适应优先预防环境健康风险等需求，因此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实现价值与制度的全面融合。为充分表达优先预防健康风险的价值，环境法典环境健康条款应当重点建立分类确定保护级别制度以及全过程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并采用“总则共通性规定+分则特殊性规定”结构，综合协调现行环境法制度的“目标—手段—执行”规制结构。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要件——以国际环境法为背景

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在许多国际环境协定中得到了直接的规定或间接的反映。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件:1.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条件,包括风险阀值和科学不确定性的确定;2.依据风险预防原则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3.执行风险预防措施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对措施的后期审查及相关科学信息的收集。     

国际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我们应该从风险预防原则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风险预防原则的本质和目标。同时,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概念与地位、内在逻辑性和构成要件、其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引入原则的必要性都值得我们斟酌和研究。     

生物技术发明专利审查中的风险评价制度

我国《专利法》除第5条用以预防科学技术危害外,还应当增设生物技术风险评价制度以控制生物技术风险。在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审查阶段增设生物技术风险评价制度,在广泛的公众参与下,结合生物技术发明人的技术风险自我评价,由特定的生物技术风险评价机构对生物技术发明的生态风险、社会风险以及人体健康风险进行风险评价,最终由专利审查机构针对风险评价的结论对高风险生物技术不授予专利授权,从而阻滞高风险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实现专利法控制生物技术风险的基本功能。     

论经济法的风险规制范式

美国的规制理论与我国的经济法学存在一定的对应性.风险规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食品、安全、环境等领域的规制理论与实践予以系统整合和深度阐述,是社会性规制的范式革命.现代社会中风险发生变化,使建构于风险个人责任的私法和秩序行政的传统风险治理难以应对.现代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既通过社会安全网建设对风险受害人承担责任,又以风险规制的积极行动在先消减风险.风险的二重性凸显科学、民主单一视角的困境,须区分风险事件中的价值与事实,并在协商民主框架中进行风险沟通,从而统合科学与民主.针对不确定、不可逆的风险,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并以比例原则对预防措施予以限制.风险预防原则下,国家可以降低证明标准举证预防措施的正当性,风险制造者举证责任予以反驳,但是无须强调绝对的无风险.我国处于风险频发期,经济法学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取决于对风险规制范式的移植,以实现能够回应风险社会的自我革命.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初探——兼与潘抱存先生商榷

确定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标准,一是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二是体现国际环境法自身的特点。据此,国际环境法应包括以下基本原则:国际资源开发主权权利和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损害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     

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嬗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早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因国家承担污染预防和控制费用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不正当竞争,确保共同市场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政策与法律实践在各国国内法律和政策领域的展开,污染者负担原则由国际贸易中的一项经济原则,逐步发展和演变为一项具有政策倡导性的环境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明确污染者对于污染预防、控制和治理等方面的责任,促进环境问题的公平解决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平实现。同时,随着国内、国际环境法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认可和采纳,污染者负担原则逐步由政策性的环境原则,发展和演化成为一项国内、国际环境法所共同接受的环境法原则,并具有规范和引导环境立法、弥补法律漏洞、帮助法律解释和解决国际贸易和环境争端等方面的法律实践意义。随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践发展,其主体和责任范围不断扩大。通过环境责任主体归属的确定和责任范围的划定,污染者负担原则已成为当代社会环境法律和政策实践的重要法理基础。     

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兼论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

尽管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较大的争议性。欲破解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在困境,应在明晰存在的真正问题的基础上作出解释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避免仅仅依据法律文本进行＂空对空＂的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其法律效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放宽研究的视野,从法律实效和社会实证入手,探究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社会中发挥效果。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有助于我们从技术、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促进我们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中的技术风险管制活动进行反思性观察。政治系统通过政策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政治系统因此发展出令规制失灵而被社会遗忘的应对能力;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机制,吸收因科学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中的适用研究

海洋是地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但近年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因愈演愈烈的海洋生物入侵现象而遭到了巨大破坏，世界各地稀有的海洋物种面临着可能灭绝的巨大威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项重要原则，但是从定义到适用上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在海洋生物入侵问题适用上的针对性，对包括我国在内的海洋生物入侵严重的国家应有所裨益。     

风险预防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适用与展开

随着数字风险社会的兴起,个人所处的数字环境日趋复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这推动着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的更新。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回应了数字风险社会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而且是实现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好地推动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中的适用与展开,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地位及配套规则、完善预防性监管措施、优化风险预防的司法因应,构建更加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何为禽流感中扑杀行为的“合理”补偿——兼论风险规制与行政补偿标准的新发展

禽流感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对疫区禽类实施扑杀,并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中的"合理补偿"对禽主实施补偿。实践中,"合理补偿"多被解读为"相当补偿",这与行政补偿的一般做法相一致。然而,基于扑杀行为对于公共利益影响方式和程度上的特殊性,扑杀补偿中的"合理补偿"应为"完全补偿"。风险社会中当风险自担原则被公共选择所替代时,政府应就其风险预防行为承担损失补偿责任,而该补偿行为也能作为政府规制工具对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设计补偿标准时应以风险预防原则取代比例原则。     

论预防原则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预防原则是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之一,在不同国家的食品安全立法中表现为基本原则、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方法。科学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的前提;根据风险预防原则采取措施要符合比例原则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通过后续的定期审查考核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必要性。食品安全准入制度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将预防原则落实为具体的规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