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罪源流考

"不道"罪是"十恶"之一,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不道"罪的流变过程分为发展期(时间段处于隋朝之前)和成熟期(时间段在隋朝之后)两个阶段.在发展期之中,以汉代作为分界线,首先通过对比汉律和唐律的"不道"罪之内容,说明"不道"罪从汉代至隋唐代是沿着由繁到简的路线发展的;其次通过考察"不道"与"道"之关系,说明"不道"罪的起源与宗教现象有密切联系,并且,说明汉代之前的"不道"罪涵盖着广泛的内容,其发展规律也是从整体向局部过渡的.     

恶意欠薪罪若干问题探究

把《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新增设的罪名定位为恶意欠薪罪,不仅更为形象、生动与简洁,更加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还能够全面反映本罪的本质属性。恶意欠薪罪的现有立法规定尚有不明确之处或根本性缺陷,应予以解释或改进。其中,应把本罪的主观方面解释为"恶意",把本罪的客观方面限定为"情节犯",以合理划定本罪的犯罪圈。同时,还应舍弃客观的处罚条件,而采用一种二元化犯罪模式,以有效遏制恶意欠薪行为。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客体及其刑法意义

拐卖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现实地侵害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身体安全或家庭关系,但是将其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稳定的法益,不仅不利于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周延保护,而且不能很好地反映刑法规定本罪的目的。将人格尊严视为本罪的犯罪客体,既能实现相关刑法条文之间的协调,又揭示和反映了本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地拉近"剥削"与"出卖"之间的实质联系,有利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拐卖妇女、儿童罪与人口贩运罪之间的差异,不仅不足以影响我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而且可以兼顾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本罪的打击范围,更好地反映国际法和国内法保护妇女、儿童的立法宗旨。采纳"人格尊严说",有利于确定"以出卖为目的"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利于确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有利于否定"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地位。     

"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国外对传销罪普遍予以刑罚规制.我国新增传销犯罪有其必要性.该罪的设立应遵守适度和协调的原则.传销罪是指行为人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人员加入,获利主要来源于发展人员所缴付的费用,而不是基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合理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传销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存在差异.该草案设置的传销罪尚有需要完善之处.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实行行为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扩大了原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刑法第163条得到修正后,该条的罪名应该确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罪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立法可以分为索取型、非法收受型、私吞回扣、手续费型三种类型。现行刑法将本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缩小了刑法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为了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为了协调国内法、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商业贿赂犯罪严峻形势,立法应该将本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不正当利益"。     

一对浙籍夫妇在鄂的"罪"与"非罪"

这是一起因股权转让引发、涉及市值两亿多元人民币的"职务侵占"案,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11月16日开庭审理此案,围绕"罪"与"非罪",控辩双方展开激烈争辩.     

侵犯财产罪客体新探

就侵犯财产罪的客体而言,国内通说都认为是"公共财产所有权",无疑存在着以偏概全之缺陷。西方就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也是学说林立。但其理论和判例则是由单纯保护本权(所有权)转向考虑对占有的保护。为此我国的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应坚持占有制度,以弥补通说之不足。     

汉魏"同产"浅释

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度由来甚久.早在夏代即有"孥戮"之说,见于《尚书·甘誓》.《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至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所涉范围愈见宽广.汉承秦制.虽高后元年诏"除三族罪",文帝元年又"尽除收孥相坐律令",但时隔不久,便因"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终汉之世乃至于魏,族诛之案屡见不鲜,《汉书》、《魏志》记述颇详.连坐盛行于汉魏,早成定论.然细加考察,此制在这一时期也不无特色,罪坐"同产",即为其一.例如:《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孝成赵皇后传》记司隶校尉解光奏云,"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     

来稿摘编

建议将"破坏生产经营罪"扩容为"妨碍经营罪"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福安市)刘翔光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276条规定了"破坏生产经营罪",其渊源于修订前《刑法》第125条的"破坏集体生产罪"。从新罪名和法条的叙明罪状来看,该罪所侵犯客体已从过去的"集体生产"扩大为不受所有制性质限制的"生产经营",但条     

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看走私罪的法律修正

走私罪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对象,在立法和司法上具体体现为通过增大走私犯罪对象扩大走私罪的犯罪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犯罪,将走私罪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化,这种立法方式模糊了走私罪以犯罪对象来立法的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建议按照类型化立法方式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同时,在司法中充分体现对走私罪的"严中有宽".     

自力救济，还是权利滥用？——评微软“黑屏事件”

微软对中国实施WGA和OGA计划,对使用盗版软件的用户采取了电脑黑屏和提醒标记的警告,此举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微软实施"黑屏计划"在技术上涉嫌窃取家庭用户隐私,妨害到个人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法律上看不属于自力救济而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社会各方都应冷静思考,针对类似事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     

追本溯源:"刑"、"法"、"律"字的语源学考察

"刑"字的本义为残害肢体的肉刑,后来引申泛指刑罚."灋"字的本义是在神判之后令其离去、离开,亦即放逐."聿"、"律"本为一字,"聿"字有区分之义,引申为界限、标准等义,"律"字因此而被用为音律、法律的意义.     

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避风港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目的本意在于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虽然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进港"避风设定了条件与例外,但这并不是审查义务的设定规则与共同侵权判断规则.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避风港规则是正确适用的前提,从而避免将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提供的"避风港"异化为"风暴角",背离立法本意.     

“世界性因素”的“误读”

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看法,对外来影响之"接受"的主流观念和方法形成了"颠覆性"挑战.然在本文的"误读"视域里,世界范围的文学与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文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确认"世界性因素"最顶级的平行关键词也许分别是:"先进性"、"同步"与"反响";将本土东西置于"他者"(Others)反应(而不是反映)的视野中来加以检视恐怕平等对话会有"质"的飞跃;锁定作家创作活动的"重力场"(弱作用)兴许不失为某些"影响"事实依据之困窘的合理解释;只要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学的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的自由王国迈进,就甭管张三李四来路的"比重"的如何.     

再议“合一论”与“复合罪过说”

德国关于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合一论的主张与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复合罪过的概念各有特定含义,“合一论”的罪过形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类型划分和观念为前提。复合罪过现象的原始含义不同于合一论。应该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来进行真正复合罪过形式的研究。     

判例法在中国的"可行"与"缓行"

判例法能弥补成文法之缺陷这一功用为我国引进判例法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性;司法解释自身的不足为我国引进判例法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性.但就我国现实来讲,阻碍它实行的因素也很多,与之配套的改革和社会心理的调整是必需的.因此判例法虽能实行,但不能"急行",只能"缓行",即只能以审慎的态度稳健地、循序渐进地、在不断地调试中推行.     

建设"有限"与"有为"的政府

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即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盗"椟"含"珠"

保安偷了"天价"电脑犯罪嫌疑人王某是宁波市一家知名服装企业的保安,职责本来就是保卫企业的财产安全,可总嫌钱赚得慢的王某却打起了企业财产的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