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问题上应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不服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至法院后，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庭、直接参加诉讼的活动。目前全国许多市、县（区）、乡（镇）政府制定与实施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比例大为提高，该制度对于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应诉能力、妥善解决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案讯点击

北京平谷法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2011年伊始,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夯实司法人民性根基的高度,通过＂四步走＂、＂四借力＂、＂四促进＂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截至8月底,平谷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65件,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33件,     

完善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机制的理性思考——基于山东省相关实践的考察

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是关于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贯彻实施的有机运行体系,包括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两个方面.我国当前的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是由行政应诉代理人制度演化而来,其在立法确认的过程中曾引起争议.基于山东省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在规范层面和应诉文化氛围方面都存在欠缺.规范层面的完善应立足于提高规范的等级与效力和实现规范的统一化.正确理解与认同制度、促进行政机关和公民转换理论、提高行政负责人的法律素养有利于多措并举地培育行政负责人应诉的文化氛围.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检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文本变迁和实践运作,可以发现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经上升为当前行政审判的重要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兴起既是人民法院努力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和民众寻求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结果,更与行政机关改善自身形象寻求外力合作治理的动向密不可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运作目前尚存在运动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误区。为了保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有效实施,应当坚持三步走的渐进式制度运行模式并辅之相配套的裁量机制、评价机制和公开机制。     

行政首长出庭,从审判实践到国家法律

从司法建议到“红头文件” “告官不见官”现象在我国行政诉讼中长期存在,一直饱受诟病.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要求“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机制之时,北京市平谷区已将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平谷路径”升级至3.0版.目前,平谷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超60％.5年前,这一数字仅为2.45％ 平谷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张海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10年年底,平谷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2006 ～ 2010年审结的行政案件进行调研,在114件行政案件中,只有在起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的案件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平谷分局副局长出庭应诉.这位副局长成为5年间唯一出现在法庭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而其他行政机关的“一把手”则从未露过面.     

行政诉讼改革 构建“民”与“官”平等对话机制

2021年7月29日,在《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5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告官见官,出庭发声……司法带来的一项项变化可见、可感,行政诉讼改革正不断走实、走深。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堂法治课

“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消极应诉,这一困扰行政诉讼的现象,有望改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下发了《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就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相关问题和法律程序予以规范和明确.这是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具体举措,也是对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相关问题作出的制度安排.     

出庭就是最重要的公务

在江苏海安县,发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政府行政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04年以来,2任县长、206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先后出庭应诉。最近5年,该县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人民日报》5月4日）     

行政首长出庭再认识

"行政首长出庭",是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正副职领导人员)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的一种通俗说法。近年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的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态势,在一些地区已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行政诉讼的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行政机关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蜕变为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为逃避责任而选择不受理案件、不出庭应诉、不改变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新增的第3条中规定的行政案件受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修改的第26条中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三项制度都是专门针对此类逃避责任的行为而进行的责任强制,力图通过强制承担法律责任的设计,恢复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法律秩序.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出庭率+应诉典范:走在法律前面的行政首长

在媒体报道中,北京各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出镜率最高的当数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和平谷区区长姜帆.同时,他们也成为行政法官口中出庭应诉的典范.其实,两位区长出庭应诉都是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甚至是修改之前,他们走在了法律前面. 应诉:权力背后是责任 “2012年,我来西城区工作.政府法制办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作为行政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行政诉讼法》,重视法律的执行.     

南通“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降至2％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民告官”案行政机关败诉率持续回落，已从2004年的10．6％降至今年的2名，据了解，南通市从2004年开始，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表示尊重和认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年增加。     

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湖州样板”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聚焦行政争议纠纷实质化解,创新搭建"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体平台,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全方位打造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湖州样板"。近3年来,湖州市行政机关平均败诉率为10.9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石景山区区长李新远程出庭应诉 北京教育学院校区征收案

2021年2月4日上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远程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北京教育学院诉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程琥副院长担任审判长,石景山区区长李新作为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远程出庭应诉。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机理分析与机制构建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①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破解行政审判难题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的日益加快。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渐近制度化。但是。要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运行机制、有力的效果保障。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制度,尚需在对其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其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主体、情形、程序制约、庭后总结、监督以及建立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机制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于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对于实践层面的需要来讲,都显得非常的紧迫。     

北京平谷法院：告官要见官身影

遭遇强拆的姜某夫妇将镇政府推上被告席,11月16日上午,在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与夫妻俩对簿公堂的,正是签署强拆命令的该镇镇长赵为民。自5月份以来,平谷区法院共审理行政诉讼案件52件,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48件,达到92.3%,其中＂一把手＂出庭38件为79.16%,以往＂民告官不见官＂＂官员出庭不出声＂等现象彻底改变,也打破了出庭领导均为副职的状况。该区区长张吉福亲自出庭应诉,开创了北京市区长出庭应诉的先河。     

福建泉州：行政审判改革改变“告官不见官”现象

2008年以来,福建省泉州市探索行政审判改革,试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建立行政审判与政府法制工作良性互动机制,改变了以前行政诉讼“告官不见官”现象。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法自实施以来,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大为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行政机关一把手不但无视规章纪律,行为极其恶劣。因此,在正确认识的同时,必须加以构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     

论行政机关的消极应诉行为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过程中 ,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应诉形式 ,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消极应诉行为是现实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经常采用的 ,其中又以行政机关采用居多。通过对行政机关消极应诉行为性质的定义 ,探析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变化发展趋势以及逐步消除消极应诉行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