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的关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关于刑事责任裁量的政策,它适用于根据实体法已经构成犯罪的人,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前告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他们并不是适用这项政策的主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身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

沉默权与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并不冲突,二者在实现法律正义、执法公正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鼓励被追诉者放弃沉默权,提供真实的口供;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

对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问题,我国法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被告人既然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但又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实行这一政策会不会影响证明责任的正确实施呢?这种看法是很需要探讨的。我们认为,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的析疑

《人民司法》今年第1期刊登韩洪杰同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下称“韩”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阐述了四点见解,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刑法、刑诉法颁布以后,不应再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与韩洪杰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制定的对敌斗争和惩罚犯罪的政策和策略。它已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刑法颁布以后,这一政策是否应予否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感召犯罪分子悔罪自新,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政策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一些羁押场所甚至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坦白从宽”的法律定位及司法操作

一、“坦白从党”的实践困惑“坦白从宽”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方针。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落实，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和对罪犯的改造，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执行效果，所谓“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本文所指的坦白从宽是狭义上的坦白，即指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及掌握，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讯问、传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辩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学者提出,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实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治精神相悖,即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违反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定权限,进而主张将其取消①。笔者不揣粗浅,以相左的几点理解,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一辩解。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认识 不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最初的特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     

“坦白从宽”应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政策。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诱供,甚至导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主张彻底抛弃这一政策。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待这项政策,既要看到它在历史上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 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刑事政策。刑法学界往往将其视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组成部分,而诉讼法学界则更为关注这一政     

论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的诚信构建

检察机关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广泛运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作为侦查谋略和手段的这一刑事政策在惩治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由于侦查过程中的不诚信,直接影响了检察诚信,冲击了社会诚信体系.这种不诚信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检察诚信原则应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一项司法原则.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讯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命案必破”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成为引发刑讯的一大内在诱因。这背后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利益的强力支持,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在价值博弈中,协调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是遏制刑讯的必然要求。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可入律性探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适用的一项刑事政策,时过境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法治大背景下,产生了针对此项政策的不同态度:彻底废除、延伸引用等等。本文通过将此项政策与坦白制度、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不论是从法理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都不具备写入法律文本的资质。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沉默权最初起源于英国,后被美国最先移植,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如今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诉讼文化。我国是否应确立这一制度,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主要是认为沉默权与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我国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抵触,不利于遏制犯罪。笔者仅就此发表拙见,请教于诸位专家与同仁。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立法浅议

我国刑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刑事政策。这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政策。就是对一切犯罪分子既要依法严惩,又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分子予以区别对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掌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与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商榷

读了《人民司法》八○年第九期刊登的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旁听公开审判中所感到的》一文,对文中关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理解和使用,有点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二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在开国初期对惩罚犯罪分子实行的一项政策。但在刑法、刑诉法颁布后,是否仍须执行呢?回答,应是否定的。理由是:一、“坦白”与“抗拒”都不是我国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是个历史错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是一句带有浓重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颇为盛行，成为批斗“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数冤假错案就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中发生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要内容的法律探讨

本文认为,＂严打＂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下位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所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必须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一项法官量刑政策,而非侦查抑或其它政策。这是因为,从宽从严只应由法官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定,在侦查或其它程序中不存在从宽从严的可能性。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要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属于下位刑事政策,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旨,虽然其侧重于宽大这一方面,但惩办的一面不可偏废。     

坦白从宽的现实与理想——刍议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法定化

作为我国多年来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究其原因,在于坦白从宽未能法定化,且从宽的幅度较窄。因此,只有法与时进,扩大从宽处罚的幅度,并将坦白从宽在法律层面予以落实,才可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生命力。     

要善于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制定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几十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它是改造罪犯,同罪犯作斗争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专作规定,但是,它的内容包含并且贯穿在刑法总则的指导思想及有关条文之中,例如: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